1.史前祭祀．都在祭坛上举行，祭坛的高度至少五六米以上，红山牛河梁遗址的“女神庙”，良渚瑶山遗址的祭坛均属此类。当主祭者举行祭祀的礼仪时，身份与地位象征的礼仪饰品，必须佩戴于身体较高的部位．才能让参加祭祀的人们看得见。
    2.史前的服饰朴实简单，不见太多的装饰，所以头冠成为装饰的重点。
    3.历史时期举行祭祀的地点，已由高台式的祭坛，渐向一般建筑的庙或社等进行，人们对主祭者的视线，由原来的仰视，转成平视，礼仪化玉饰品显现的重点，因此有下移白勺趋势。
    4.当社会因阶级分化的进行．产生英雄式领导人，人们由”敬天”转向“法人”的宗教思维，使祖先崇拜成为祭祀的重点。故“羽冠”代表的象征意义，随着巫地位的弱化而淡化。礼仪化玉饰，转向与”人”相关的装饰美学发展，于是“人格化”装饰意涵的”组佩“产生，重点的部位转向项饰或胸腹部。
    商王朝的统一，社会文明展开新的阶段，殷墟甲骨文卜辞中，发现商人祖先崇拜的思想相当发达，有固定的宗庙建筑，虽延续着祭天的“郊”祭．祭地的“社”祭。但巫现只司灵通之事，进行相关祭祀事宜，神权与政权分离，巫只司祭祀。考古出土的玉人面像，具神性身份者，仍保持着高冠的时尚，显示其特殊的身份，但高冠或羽冠所代表的神圣意义，已不如史前。
    “重佩”期：周至汉代
    周代礼制，在《春秋》、《左传》、《周礼》等古文献中，有相关资料可以参考．随着周代墓葬的发掘陆续增多，学术界对于《周礼》的重视与解读，对其重要内容，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周公制礼作乐，施行宗法制度的结果，使周代社会阶级次序井然，并与礼仪服饰制度相互结合，形成严格的封建带J度，使周朝稳固的“礼“制影响后代特别深远。
    周代的祭服，涉及玉饰的相关规定，呈现干冕服。冕冠是帝王、诸侯及卿大夫等参加祭祀大典时最重视的礼冠。皇帝冕冠前后备有“十二旖”，用玉288颗．玉珠使用白玉。可见以冠为重，表面形式虽然存在．但冠饰用玉比例的减少，已与史前玉冠饰所显示“玉”的重要性，不能同日而语。
    周代礼仪玉饰明显制度化，除礼器的六瑞六器外，主要体现在墓葬礼俗中的用玉，已转化成为可护佑祖先墓葬，可防腐保身的殉葬之器。这种观念思维上的转变，可从周代考古出土礼仪化玉饰、陪葬玉饰的品类、数量的增多，得到明确的印证。
    1978年周原扶风黄堆齐家十九号墓，是西周早期墓葬，墓葬中出土一件圆柱形玉管，位于墓主头骨的上方，推测为束发玉器，此墓中亦发现玉鱼、石鱼等十多件，分布于墓主面部附近，组成缀玉暝目的最早形制，亦为周朝佩玉制度自勺雏形。其他如扶风黄堆齐家三十四号、四十一号墓葬，北吕村一百四十八号墓葬等，属西周早期偏晚的中型墓葬，可见玉佩品类、数量的增多，玉器所占份量有逐渐加重的趋势，尤其玉组佩的制度化，为礼仪化玉饰的一次转变。
　　西周晚期周原墓葬，出土玉器显示“重佩”风气的形成。年代相当于春秋早期的上村岭虢国1052号大墓，出土 串双行鸡血石珠和单行马蹄形玉饰组成的项饰，玉块对，未见冠饰玉，说明玉佩制度的形成。时间稍晚的1820号墓葬，墓主披着一组由五百多颗鸡血色石珠组合成的佩饰，玉组佩更加盛行。考古发掘报告中，大型墓出土玉组佩的比例极高，其中具代表性的串组玉饰，共有十组出土，其内容亦趋干复杂化。1989年发掘的三门峡虢国墓地，虢季夫人梁姬墓(M2012)出土的组佩与单佩，共763件，由玛瑙珠、玉璜串组成“五璜联珠组玉饰”组合件数、长度等都是空前的。其他山西天马曲村晋侯墓地，出土“六璜六珩联珠组玉佩”(M31)、“多璜玉珩联珠组玉佩“(M63)、“五璜联珠串饰”(M91)、”四璜四珩联珠串饰”(M92)、“玉牌玉戈联珠佩饰“(M92)等，说明玉组佩的风行已是普遍的现象。
    由“重冠”转向“重佩”的发展过程，约自西周经东周、春秋战国延续至汉代，维持着相当长的段时间。最直接的证据，就是汉代广州南越王墓，考古出土的玉器，仍然保持着以组佩陪葬的礼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