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岁月：大时代下的小故事”特展正在中国丝绸博物馆展出。展览开幕后，中国丝绸博物馆近日陆续邀请荣新江等十余位相关领域专家开讲，就特展14个单元的每一单元做深入解读。

　　本文由甘肃省博物馆研究部主任李永平主讲，介绍出土“铜奔马”（中国旅游的徽标“马踏飞燕”）的雷台汉墓以及墓主张君。雷台汉墓发现于1969年10月，今年刚好是铜奔马发现50周年。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甘肃省博物馆李永平主讲“汉晋丝绸之路的标志：雷台、张君、铜车马”

　　河西走廊概述

　　汉代建国之初最大的外患就是匈奴，汉武帝时期国力强大，卫青、霍去病出击匈奴取得胜利，并设立“河西四郡”，即武威、酒泉、张掖、敦煌，以利汉朝“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巩固西北边防，加强对西北少数民族的管理。今天这四地的名称仍与汉代一致。敦煌地区主要位于党河流域；张掖位于黑河流域（额济纳河）上游，武威位于石羊河流域，这些内陆河皆发源于祁连山，再往北注入沙漠中。流域内形成的绿洲为发展农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河西走廊因地处黄河以西而得名，祁连山以北属内陆河流域，干旱少雨。河西地区石器时代文化是外来文化迁移而来，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已经对武威一带的新石器文化有了影响。后来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在河西走廊东部地区都有扩张，比如武威的皇娘娘台的齐家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玉器，也有一些青铜器。到青铜时代，河西走廊以张掖为界，出现了两种有差异的文化类型。张掖以西受到新疆地区文化影响，有“四坝文化”；张掖以东受到来自北方的文化影响，有“沙井文化”。青铜时代生活在河西的少数民族有匈奴、羌、月氏等，他们与青藏高原地区、天山南北地区、六盘山区域的古代部族有交往和联系。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河西走廊发现了时间上属于中国青铜时代早期的铜矿、冶铜遗址、玉矿和玉器制作作坊。充分说明河西走廊地区在中国文明早期进程中已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秦代已经与河西地区民族和部族发生了关系，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家塬墓葬出土的有浮雕虎噬羊和格里芬图案的金饰牌、大量的马、大角羊、虎形金饰片，以及武士射箭的金饰片、胡人头金扣、琉璃杯等是欧亚内陆草原地区与秦交流的重要物证，我们认为，这个交流是通过河西走廊这一要害区域实现的。

　　汉朝将现在的东北至燕山北部，沿着内蒙到甘肃地区称做“北边”。《汉书》记载，北边地区有13个牧师苑是朝廷的养马机构。这十三牧师苑里，有两个规模比较大的位于河西走廊，一个是敦煌苑，一个是骊靬苑。我们认为，敦煌苑，很可能位于敦煌以西的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的草场地带；骊靬苑大约是现在的山丹军马场，至今还保留着，它曾经是亚洲最大的军马场。张掖位于武威的西边，汉代时在武威也设小张掖县，雷台墓就位于此处。

　　小张掖位置图

　　雷台张君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金羊乡新鲜村内有一座长106、宽60、高8.5米，面积12.4万平方米的长方形夯土台，其上坐落雷台观，后殿供奉雷祖神像。1969年，这里发现一座出土了许多珍贵的有特色文物的汉代洞室墓葬，称为雷台汉墓。雷台墓出土了大量文物，我们从出土铜马上所刻铭文“守张掖长张君”，以及四枚龟钮银印上的将军字样判断，墓主是东汉晚期至十六国时期的张姓的在武威驻守有一定权势的将军，他曾任河西四郡之首武威郡郡首兼张掖长，因为没有名称，所以称为张“君”，君是汉代对人的尊称，这在河西汉简中有大量记载例证。

　　一、雷台汉墓基本情况和信息

　　雷台汉墓为带有封土和墓道的多室砖券墓。墓门向东，门前有斜坡墓道，门后为甬道，甬道后接前、中、后三个墓室。前室带有对称的左右耳室，中室只带有右耳室，后室较小且没有耳室。墓道两侧有树状彩绘，墓门为仿木结构砖砌并有彩绘。前、中、后室皆为覆斗顶，藻井方砖，绘大型莲花图案，四壁绘几何图案。

　　雷台墓是汉代高级贵族的墓葬形式，例如河北的满城汉墓、广州的南越王墓，都是先在山上打洞，再挖墓穴，不同于长沙轪侯墓、江苏盱眙汉墓、广梁王墓，直接由地面向下挖的“竖穴墓”。

　　雷台汉墓的平面图和剖面图

　　雷台汉墓墓门正视

　　雷台汉墓前室西壁下部

　　雷台汉墓后室上部

　　雷台汉墓墓道壁画

　　二、 墓主张君

　　雷台汉墓的主人到底是谁，一直是个谜，我们尊称他为“张君”。从出土的三组铭文和四枚龟钮银印刻的文字，分析得知：墓主姓张，是一位将军，曾任武威郡左骑千人官兼张掖长，并兼任过河西四郡之首的武威郡郡首，拥有四种将军名号。出土的四枚银印，文字已模糊，只“将军”二字清晰可见。

　　第一组铭文介绍墓主本人：“冀张君骑一匹，牵马奴一人”、“冀张君小车，御奴一人”、“冀张君夫人辗车马，将马奴一人，从婢一人”。从“张掖长”、“小张掖长”、“守左7000人”、“冀征军”等字样，我们推测墓主是张掖长，具有军事指挥权。“千人长”的军队管理称呼可能受到匈奴或斯基泰等游牧民族军事管理组织的影响。

　　第二组铭文介绍他的郎君、前夫人、后夫人，郎是张将军的儿子阿？。“守掖长张君郎君阿？骑马一匹，牵马奴一人”、“守掖长张君前夫人辇车马，将车奴一人，从婢一人”、“守掖长张君后夫人辇车马，将车奴一人，从婢二人”。

　　第三组铭文为：“守左骑千人张掖长张君骑马一匹，牵马奴一人”、“守左骑千人张掖长张君小车马，御奴一人”。

　　目前关于墓主的身份，学者有三种主张：三国曹魏名将张绣、西汉晚期武威太守张江、东汉名将张免。

　　1。  张绣

　　张绣，武威祖厉（今甘肃靖远）人，骠骑将军张济侄子。张绣初随张济征伐，张济死后，联合刘表投奔曹营，杀曹操之子并与刘表反目，后听从属下贾诩的建议，再次投降曹操，官渡之战有功，封宣威侯，谥定侯。原甘肃省博物馆馆长初世宾等人主张墓主为东汉末年的张绣，但历史上的张绣在往乌桓途中去世，与雷台方向不同，应不会葬在雷台。

　　2。  张江

　　张江，四川人，据非正史记载，官拜武威太守。铭文中的“冀”，简称冀县，是甘肃天水的甘谷县，故也有人认为墓主是被称为“金马张”的将军张江，但正史并无记载其人，因此也有许多学者反对这样的推论。

　　3。  张免

　　张免又名张奂，字然明，敦煌渊泉人，曾任武威太守，是东汉时期的“凉州三明”之一。

　　左骑千人、张掖长等职衔，据《续汉书?百官志五》所述，应为秩级为三百至四百石的官吏，而雷台墓的规模和众多随葬品，并非汉代秩级三、四百石的官吏所具。学者研究，两汉时期，两千石以上官秩才绶银印，且出土的四枚银印皆龟钮，与汉晋金银印形制及官职一致，推断墓主应为秩级为两千石的将军。

　　第一组铭文

　　第二组铭文

　　奴婢俑背面铭文

　　出土的精美文物

　　1969年雷台墓发现时，许多文物已损伤，被一些社员们拿回家，武威县革命委员会上报省文化局后，省文化局派甘肃省博物馆考古人员前往抢救发掘，社员们也陆续将文物送回。

　　有关出土文物的摆放位置，墓道尽头的墓门口放置铜独角兽，甬道散布着铜钱，前室右耳室及门外二层台上放置铜车马仪仗队、前室南璧二层台上放置陶楼院、前室左耳室门口放一件铜牛，整个室内一样散布铜钱。

　　中室三面二层台上，有设计精美、造型独特的铜莲枝灯以及铜壶、铜樽、铜熏炉等生活用品，其右耳室放置陶器品。后室较小，中间有髹黑漆木棺的痕迹，东西并列，其下有横排的棺床，棺床之下有龟形石垫4个。

　　后室出土四枚带有“某某将军”印文的龟钮银印和其他随葬品。

　　随葬文物另有金、银、铜、铁、玉、骨、漆、石、陶器等231件，包含铜器171件、金器2件、漆器3件、陶器25件、银印4枚，以及铁、骨、石、玉琥珀等质地的器物。另外，还有铺地铜钱28000余枚，散布于甬道和各墓室中。

　　以下将介绍雷台墓出土的几件珍贵文物。

　　一、铜奔马

　　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铜车马俑仪仗队阵容，和汉代其他的仪仗俑车马阵一样，都是陪葬冥器。马的铸造是颈部以上、身体、腿、尾巴分别铸成后铆接。主讲人分析，造型优美的铜奔马应为工匠们在铸造完墓主和铜车马阵之后，运用想象力额外铸造的一件副产品。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奇想，诞生了中国旅游的标志，这不能不让我们对中国古代工匠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由衷地佩服和仰慕！

　　铜奔马三条腿离地。以前曾有两位喜欢赛马的美国人在争论何为马匹跑的最快时的姿势，一位认为：马跑的最快时是四条腿全部离地，另一位认为是马飞跃最快时是三条腿离地。最后他们决定以快速照相显示图像的方式来裁决。照片显示，马跑得最快时，就是像铜奔马一样，三条腿离地，可见中国古代工匠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和对马的习性的敏锐洞察。

　　上个世纪70年代初，著名的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文学家郭沫若与柬埔寨的宾奴亲王赴甘肃访问，参观甘肃博物馆时，武威雷台出土铜奔马和车马组引起郭老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对铜奔马赞许有加。1972年，尼克松访华，周恩来总理指示和要求国家文物局在故宫举办“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以便向外宾展示新中国考古工作的成就。郭沫若推荐雷台汉墓的铜奔马与铜车马组展出。尼克松夫妇参观展览时对铜奔马和车马组表现出浓厚兴趣。

　　铜奔马在北京故宫展出后引起极大的轰动，受到高度关注。1985年，国家旅游部门要确定中国旅游的标志，铜奔马因其独特的造型并象征古代中国的开放和包容，获得一致同意而通过。因为它不仅具有灵气，汉晋时，也是丝绸之路繁荣昌盛之时，可以代表古代中国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

　　铜奔马的马蹄上所踏之物为何，目前尚无定论。学者认为有鸟、飞廉（一种神鸟）、燕子、隼、匈奴人等多种看法。霍去病到河西康祁巡逻，身骑汉代骑兵的种马，他的墓雕图像是马踏匈奴，因此有人认为铜奔马脚下之物为匈奴。

　　有学者认为铜奔马是汉代的天马。关于天马，有美丽的传说。汉武帝时，有位河南南阳人，叫做“暴利长”，被流放到敦煌屯田（现敦煌南湖乡，阳关之处），他在此处发现了一些野马，就用泥塑一个假人，手持马笼头和绳子立在水旁，趁马失去警惕时，他就现身以绳子套住马匹。汉武帝本人也喜爱马，作了好几首天马歌，其中一首是：“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跇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最初雷台汉墓铜车马组写发掘报告时，甘肃考古司的前辈们认为铜奔马就是天马，但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因此当时的考古报告就没有提出天马的看法。

　　也有学者主张马脚下所踏为燕子，因此叫做“马踏飞燕”。1985年，国家文物局定“铜奔马”为旅游标志时，称作“马超龙雀”。主讲人则认为“铜奔马”的称呼最适当，因为大家对此称呼熟悉也避免不必要的争论。

　　铜奔马长45厘米，通高34.5厘米，宽10.1厘米，造型矫健精美，作昂首嘶鸣、疾足奔腾状。塑造者摄取了奔马三足腾空、一足超掠飞鹰的刹那瞬间。让飞鹰回首惊顾，更增强奔马疾速向前的动势。其全身的着力点集中于超摄飞鹰的一足上，精确地掌握了力学的平衡原理，具有卓越的工艺技术水平。铜奔马是按照良马式的标准去塑造的，集西域马和蒙古马等马种的优点于一身，特别是表现出河西走马秉赋的对侧步特征。构思巧妙、艺术造型精炼、铸铜工艺卓越。铜奔马成为东西方文化交往的使者和象征，因此被列为中国旅游的标志。

　　雷台汉墓铜奔马

　　铜奔马近照

　　二、铜车马组仪仗队

　　“铜车马组仪仗队” 仪仗队列由三十八匹铜马、一头铜牛、十三辆轺车、一辆牛车、十七件手持矛戟的武士俑和二十八件奴婢俑组成，这是迄今发现数量最多的东汉马车仪仗铜俑，气势宏大，铸造精湛，显示出汉代群体铜雕的杰出成就。

　　“铜车马组仪仗队”中的文物是国家举办有关丝绸之路文物外展的必选展品，受到观众关注和好评。武威雷台的铜车马组，是汉代出的铜车马组中马和人的数量最多的，马匹虽然大小不一，但体态高挺，当为以蒙古马和中亚马配种而来的马为模特铸造。可以看出当时还未普遍地使用马镫。“铜轺车”是汉代用作通讯和军事传递的车，根据传递的文书重要性不同，而有不同级别的车。轺车上有伞盖，人物与马，形象具体又耐看，非常适合外展。铜轺车由轺车、马、伞盖、御奴组成。车双辕前曲，连衡带轭有轨。两轮重毂，辐条十二支。御奴穿交领服，双手拱举，做执辔驾驭状。车舆两侧有朱红幡，据《后汉书?舆服志》记载：“朱两幡”为俸禄二千石以上的地方最高级官吏享用的乘舆。此车是出行仪仗队中的前导车。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车的国家之一，相传黄帝时已知作车。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车是商代的。商代与西周时期的车属于同一类型，都是双轮，方形或长方形车厢，独辕。辕的前端缚有一根横木叫“衡”，衡的两边各缚有人字形轭，用以驾马，多数是驾两匹马，也有驾四匹马的。到了汉代，车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独辕车渐少，多数为双辕车。双辕车一般驾一匹马，个别驾两匹马。车的种类繁多，使用范围扩大。官僚贵族出行多要有一个马车组成的车队，以炫耀其社会地位。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官僚贵族的墓葬里，常画或刻有出行的车队，有的甚至随葬铜铸的车马仪仗俑队。斧车是官吏出行时，在前头带路保护的，有礼仪作用。

　　铜车马组仪仗队

　　三、连枝灯

　　武威雷台汉墓出的连枝灯，透雕有有羽人，猴子等。象征着人死后进入仙界，光明在陪伴。灯座为倒置喇叭形，座面饰瑞兽和云气纹。灯呈树形，主干分为三段，套插而成。段与段衔接处各置十字形托架，犹如灯树之分枝。十字托横向四出，四端各饰透雕花叶一个，叶端有小灯盏，盏沿各有桃形叶饰一个，象征火焰，干枝顶端有仙人骑鹿形花饰。原有灯十三盏，现存九盏。

　　连枝灯

　　连枝灯细部

　　四、金鐻

　　金鐻是一种像钟一样的乐器，摇晃会发出响声。

　　金鐻

　　五、鎏金铜扣漆樽和鎏金铜樽

　　雷台出土鎏金铜扣漆樽，是用马鬃和丝麻加纻木片胎里做成漆器，外面再扣鎏金铜片。樽，古代用作温酒，在汉代时也是贵族喜爱的收藏品。

　　鎏金铜扣漆樽

　　鎏金错银铜樽口径24厘米，遍体鎏金，器盖和器内外皆饰精丽的错银神兽纹和云气纹，为东汉鎏金错银铜器的代表作品。

　　鎏金错银铜樽

　　六、陶楼院

　　陶楼院长67.1厘米，宽54.5厘米，高105厘米。陶质施绿釉，由可拆卸的23个部件组装而成。院中央矗立5层楼阁，每层都四面出檐，由下到上递层缩小。院四周围墙，正面大门为菱格形透窗，门檐上建两层门楼。坞壁四隅为两层角楼。门楼与角楼间有飞栈相连。中央以及四个角楼之四壁均设透窗。这座楼院是东汉后期豪强世家庄园坞壁的浓缩写照，为研究我国古代建筑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这座陶楼院和汉代佛寺建筑造型相似。汉晋时期，已有“浮屠”的称呼，佛教经塔里木盆地传播到河西走廊以西，再传播到中国内地。有学者认为这个陶楼院与汉魏时期的寺院有相似之处。

　　陶楼院

　　河西走廊与丝绸之路关系

　　甘肃省博物馆的前馆长手绘丝绸之路

　　上图是甘肃省博物馆的老馆长初世宾根据汉简记载复原的汉代长安——敦煌丝绸之路。图上可以看出汉代祁连山到长安沿路的概况，有两条路线。根据汉简记载，从长安到敦煌的诏书的传递用车或骑马，要花费23到24天的时间。

　　第一条是经敦煌、固原（汉代高平县）、武威至长安，此路在汉代叫“第一国道“”，是通往西域最便捷的一条路，也就是后来的陇海铁路，汉简里，叫做“高平道”。另一条路绕得比较远也较难走，从黄河经兰州，到永登翻过乌鞘岭，再到武威。汉代叫“陇道”。还有一条：“陇道”不过乌鞘岭，而是今青海西宁，再从西宁沿祁连山北麓到扁都口进入河西走廊，这一段是“羌中道”。从武威到敦煌是“河西道”。

　　由长安到河西的交通要道上出土了许多重要的文物。如甘肃定西出土新莽权衡器，分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台北的故宫博物院；河西出土汉代简牍，是研究汉代历史的“百科全书”；临泽出土“建兴元年临泽县廷决断孙氏田坞案”册书是迄今发现最完整的西晋简牍文书；靖远出土西式神祇纹鎏金银盘是中国境内出土的典型希腊罗马风格金银器。嘉峪关魏晋墓出土了“驿使图”彩绘砖是中国邮政的标志……

　　雷台汉墓的墓主至今是个谜，但它出土了汉代墓葬数量最多的铜车马仪仗队以及举世闻名的铜奔马。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国家与中国有着密切的文化、经济交流，也代表古代中国的开放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