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提名特纳奖的四位艺术家组成团体来共享奖项的举动在新闻与社交媒体上引发争议。四位艺术家，劳伦斯·阿布·哈姆丹（Lawrence Abu Hamdan）、海伦·卡莫克（Helen Cammock）、奥斯卡·穆里约（Oscar Murillo）和泰·沙尼（Tai Shani）声称，他们“以共同、多样和团结的名义”聚集在一起，并公开反对英国保守党保守党的紧缩与排他政策。

　　2019年特纳奖的四位获奖艺术家

　　“历史上，集合体就总是与进步派联系在一起，”《合作艺术：创造性合作的艺术家》埃一书作者埃朗·玛拉·代·沃希特 （Ellen Mara De Wachter）说道，“这四位艺术家并非纸上谈兵，而是身体力行，他们做出了牺牲。这是一种达达主义式的姿态，揭露了艺术圈的价值体系是多么的荒谬。”

　　在特纳奖的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但是此前也有艺术团体获奖或得到提名。Assemble是诞生于2010年的一个建筑师团体，他们在2015年获得特纳奖，该团体的成员珍妮·霍尔（Jane Hall）指出，合作通常催生于政治环境。“我们是紧缩政策的产物。这种紧缩演变为萧条。我们聚集在一起是为了重新厘清权力关系。当我们意识到，传统价值观已经不在适用的时候，去尝试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也没有什么输不起的。”

　　Assemble

　　阿珈利卡·萨嘎（Anjalika Sagar）是Otolith小组的成员，该团体获得2010年特纳奖提名，她透露，自己与搭档库杜伍·艾顺（Kodwo Eshun）展开合作的原因同样是出于对现状的困惑。“这是对于英国青年艺术家被市场化的回应，是对于‘酷不列颠尼亚’时期名人热潮的抨击。我们的合作关乎跨国性，试图在不同国家的电影团队与政治理念之间建立联系。”

　　激浪派（Fluxus）可能是第一批将合作转变为政治宣言的艺术家。这个由约翰·凯奇（John Cage）、小野洋子和白南准等人在20世纪60年代组成的艺术组织试图在一系列无政府主义事件中淡化自己的个人身份。绝非偶然的是，激浪派诞生的时期正是英雄般单打独斗的艺术家受到推崇的时期：他们清一色是挥舞着画笔的白人男性，深受艺术市场的喜爱，其中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和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阳刚之作尤为典型。

　　激浪派的街头表演

　　“在美国资本主义的模式下，‘天才’艺术家个人成为了品牌，而对于合作工作则充满质疑，”代·沃希特说道，“合作甚至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情。因为集体主义被认为是苏联的。”

　　从60年代开始，各团体围绕被主流艺术世界忽略的身份而联合起来。1968年，AfriCOBRA由一群非洲裔美国艺术家成立，尽管彼此独立进行工作，但他们的宣言是“为整个非洲家族”而创造艺术，因为“富裕的盎格鲁人不会为此买账”。纽约的唐人街也成为了集体事业的发生地，一些亚裔美国艺术家组成的团体开始运营自己的画廊，比如Basement Workshop与Epoxy。1971年，前者以“团结起来为我们的权利而斗争”为旗，组织了首场唐人街集市。

　　Guerrilla Girls的两位成员

　　Epoxy的输出相对保守，但也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他们创作壁画和复印艺术，1987年，他们完成了一幅题为《36计》的墙画作品，上面有各种世界领导人的现成照片，并配有《孙子兵法》的文本。

　　Guerrilla Girls由一群隐姓埋名的女性艺术家组成，她们在1984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以下简称MoMA）的一场国际绘画与雕塑展上相遇。如今，这群艺术家依然在一起工作，她们用大猩猩的、面具遮住自己的面部，然后以去世的女性艺术家名字作为假名，比如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和安娜·门迭塔（Ana Mendieta）。

　　Guerrilla Girls在最近重新开放的MoMA外的电话亭上张贴布告

　　上个月，这个小组发起了一项带有挑衅意味的典型举动。她们在最近重新开放的MoMA外的电话亭上张贴布告，要求美术馆“立刻把莱昂·布莱克 （Leon Black）和格伦·杜宾（Glenn Dubin）从董事会中除名，并且贴出壁签来解释原因”。布莱克是MoMA的董事会主席，而杜宾则是该机构的一名董事，他们与杰弗瑞·爱普斯坦（Jeffrey Epstein）有生意往来，后者在2008年被指控性犯罪。

　　萨嘎表示，Otolith小组的工作与黑色音频电影协会（Black Audio Film Collective）有传承关系。这个活跃于20世纪80、90年代的小组由约翰·阿康弗拉（John Akomfrah）、丽娜·高保（Lina Gopaul）等成员组成，他们制作实验性的纪录片，并拍摄聚焦英国的亚裔与非裔的影片。“我们将自己视为这样一个黑人团体，试图让人意识到，应该去除这种强加的种族分类。我们想要自称Otolith小组，这样人们不会再询问我们来自何处，或是以一种过于简单的方式来确定我们的身份。”

　　黑色音频电影协会

　　策展人查尔斯·埃斯切（Charles Esche）说，共同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作为一个团队进行工作的愿望。“在我看来，特纳奖所代表的是一种姿态，它指出并非一切都可以归结为赢家和输家。这不是教条的左翼主义，而是更适合我们所处时代的东西。”

　　埃斯切是将印度尼西亚艺术团体Ruangrupa选为下届卡塞尔文献展策展人的评委会成员之一。他们不仅是亚洲人首次执掌这个五年一度的艺术盛事，也将成为艺术团体首次担任这一五年展的策展人。“我相信他们会以不同于往届策展人的方式来处理工作中的压力，并提出新的问题，”埃斯切说道，“这不只是因为他们是团体，还是因为他们的经历与文化同理心——他们不太会陷入至今仍主导着欧洲文化政治的现代主义的自大陷阱。”

　　Ruangrupa

　　“英国的艺术世界其实并不欢迎异己之见，”萨嘎说道，“而团体看重的正是辩论和话语，这是他们所固有的特质。这个国家抗拒话语、理论和复杂性。这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精英主义。2010年，我们的特纳奖收到了一些恶评，一位记者指出我们‘自命不凡’，而我们却以此为光荣。”

　　Ruangrupa成立于2000年，印度尼西亚独裁垮台后的两年，当时，这个国家的艺术基础摇摇欲坠。除了创作艺术，Ruangrupa还规划讨论小组，运营工作坊，出版书籍。去年，他们在雅加达郊外成立了一座非传统艺术学校。新德里的艺术家团体Raqs媒体小组（Raqs Media Collective）也将策展视为他们工作室工作的自然延伸。2015年，他们担任了上海双年展的策展人，与此同时在为横滨三年展做准备。小组成员莫妮卡·纳如拉（Monica Narula）表示，虽然双年展和博物馆逐渐在接纳团队工作，但是艺术市场还没有跟上。

　　Raqs媒体小组

　　“在金钱游戏中，艺术家的概念仍然是传统的：一个孤独的身影在阁楼里咳血创作。当我们开始展出的时候，人们问道，‘你们怎么能作为团队来创作艺术呢？’人们抱持这样一种态度，即艺术生发于一个人的头脑，完成于一个人的手。”

　　在英国五家最大的画廊代理的385个艺术家名字中，只有6个是艺术家团体或双人组。一位画廊主兼前艺术博览会总监表示，并非这种合作的模式不太能吸引藏家，虽然对画廊来说，要请身在世界各地的艺术团体来参加并策划展览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但主要是因为这种工作的本质。“团体会给商业艺术世界的某些部分带来紧张不安。它们的形成往往是基于对社会或政治问题的回应，或者是一种概念上的姿态，这意味着他们的作品卖起来要面对更多的挑战。”

　　2015年，由Raqs媒体小组担任策展人的上海双年展现场

　　然而，画廊主斯蒂芬·坦宾·萨斯特拉维贾贾（Stephan Tanbin Sastrawidjaja）表示团体也能在艺术市场上分一杯羹。他的画廊Project Native Informant位于伦敦，代理了三个艺术团体：DIS、“上海双年展”以及GCC，他说，这几个团体都“利用‘企业文化’的方法来表达自我”。在2014年的弗里兹艺术博览会（Frieze art fair）上，“上海双年展”——这个挪用了同名上海艺术展览的小组——制定了一套营销策略，以出售一套价值320万英镑的伦敦房产。八人组GCC于2013年在一场迪拜艺博会的VIP室相遇，他们制作了日间电视节目并出版了记录其对话的书。DIS的两名成员在时尚圈工作，这个小组为品牌进行创作。

　　“上海双年展”的作品

　　萨嘎认为，团队创作应该维持其乌托邦式的目标，依然对盛行的权力结构提出威胁。“集体的核心应该是左翼的。集体包含着来自大众的威胁，让那些保守的人意识到，人们可以聚集在一起，其复杂的思考方式也许会撼动资本主义。”

　　纳如拉赞同这一点，她认为正是乐观与沮丧之间的张力让Raqs从1992年成立开始活跃至今。“合作来自于对于政治与生活的某种态度。其核心在于，我们相信合作活动能够让世界变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