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评，意味着苛刻，也意味着尖刻，因此，酷评是智慧的，也是危险的，从中性角度说，是一种片面的深刻，从贬义角度讲，是一种带有偏见的尖酸。它是一把华美而锋利的宝剑，有两类人极喜用它，一是初出茅庐者，二是独持己见者，对于前者，酷评的意义在于彰显锐气，对于后者，酷评可能更多意味着一种坚持。但是，酷评也是一柄双刃剑，操剑者在对评论对象施行一剑封喉的绝招的同时往往也会伤及自身，因此，酷评是难的。
对酷评之难体验最深者，当是那些曾经操此利剑者，原本不需我等旁观者置喙。不过，酷评者要么是因为置身批评现场被激情裹挟而难以咀嚼其中之味，要么是因为事后维护脸面、尊严或学理等种种理由而不能和不愿反思，因此旁观者就反倒以时空的距离和“无事一身轻”的心态而有了相当的便利之处。当下中国的艺术批评可谓一片热闹繁华，从传统的纸媒到各大艺术网站，再到所谓的“自媒体”——博客和微博，足够多的平台承载了足够多的信息，专业、业余、半专业半业余、半业余半专业，各色人等纷纷粉墨登场，在这样一个批评界人声鼎沸的时代，艺术批评有没有危机？对这个问题，我不妄下判断，只想以旁观者的角度，叙说一段酷评的历史故事，聊代我的回答。
排列中国现代艺术史上最著名的酷评，一定少不了徐悲鸿对西方现代主义抨击和对写实绘画卫护的系列文本。1929年民国第一届全国美展举办期间徐氏与徐志摩论争时发表的“惑”系列，堪称代表。徐悲鸿对热心邀约其参与盛会的徐志摩放言印象派和野兽派之拙劣难耐——“马耐(Maner)之庸，勒奴幻(Renoir)之俗，腮惹纳(Cezanne)之浮，马梯是(Matisse)之劣”，他承认这些人的确“震撼一时，昭昭在人耳目”，但是同时也认为他们是“藉卖画商人之操纵宣传”和欧战以来大众心理变易而获致成功的。他不能认同这些艺术家“一小时可作两幅”的绘画，认定其价值未必“好过买来路货之吗啡海绿茵”。⑴此文一出，自然引起徐志摩的强烈反应，在复文的开始，徐志摩还插诨打科地调侃徐悲鸿为“一个——现世上不多见的——热情的古道人”，是一个爱就热热地爱、恨也热热地恨、崇拜时纳头、愤慨时破口，眼望天脚踏地永远不是一个走路走一半的人，“一个书呆”，随着行文的深入，徐志摩也越来越激动，指责徐悲鸿的意气和激情批评，失去了“可听的价值”，并且表示，“我十二分同情于由美术学校或画院刻苦出身的朋友鄙薄塞尚以次一流的画，正如我完全懂得由八股试帖诗刻苦出身的老辈鄙薄胡适之以次一流的诗”。⑵客观而论，徐志摩的回应也当得起“酷评”二字，因此，针尖对麦芒，麦芒对针尖，徐悲鸿就再次以锋利的言辞表达了自己的定见。他希望广大艺人“细心体会造物，精密观詧之。不必先行一什么主义，横亘胸中，使为目障”，因为“美术之大道”，“在追索自然”。其个人的宗旨，是“不说主义。虽classigne亦不绝对拜到”，不过，徐氏笔调一转说，“除非写实主义”。⑶也就是说，他不崇拜任何权威，但是却心甘情愿地拜倒在写实主义这尊偶像的脚下。在随后的时日中，徐悲鸿秉持着一种卫道者般的坚定信仰，屡次与人发生论辩或论战，在“真理愈辨愈明”的感觉中，他越发强化了自己对写实主义的执守。1939年，徐悲鸿在新加坡华人美术会演讲时，就骄傲地宣称自己能在攻击者纷起的状况下，我行我素，坚持“宁愿牺牲我以就自然，不愿牺牲自然以就我”的原则，在无形之中取得了胜利。⑷
教育、游历兼之论辩，使徐悲鸿成为了一个坚定的写实主义者。为了推行写实主义，徐悲鸿一方面反“邪”，刻薄地批评西方现代主义绘画，其将毕加索、马蒂斯、德兰等人名字译为不堪入目出口之字眼的酷评手法，被论者讥为“有如我们乡间的‘三姑六婆’之咒骂人的鬼符”⑸；另一方面，积极地立正，他大力推荐艺术家和艺术学生使用写生的方法，同时不忘痛斥“味同嚼蜡毫无感觉一般之人造自来山水”之充斥画坛的现象，⑹真可谓爱写实主义深而恨现代主义切。更有甚者，徐氏竟然为写实主义因抗战而获得了对现代主义的胜利而雀跃兴奋不已，所谓“战争兼能扫荡艺魔，诚为可喜”⑺这种极度不“悲天悯人”的言论，相当的“政治不正确”，因为无论从现实生活还是艺术发展的角度看，战争总意味着人道和艺术的劫难，被动介入的反侵略战争对一个积贫积弱的老大民族而言更是一场永远无法无法忘却的伤痛，焉能因其能扫除“艺魔”就对其欢呼？因此，徐悲鸿的欢呼，从一面说，是一种政治幼稚的表现，从另一面说，或可视作对写实主义爱之深对现代主义恨之切的口不择言。而这，正好印证了酷评就是一柄双刃剑，无论使用者有多么精深的内功、多么矫健的身手，终难避免一失。
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界的著名酷评，有王南溟与鲁虹错综复杂的系列论争，还有王南溟与黄河清之间关于抽象表现主义的交锋，以及各方围绕2011年第五届中国批评家年会风波展开的辩论等等。这些激烈的对局，有的看似已经尘埃落定，有的则暂告一段落，有的其影响尚在持续发酵中。因为这些论战涉及到批评的姿态、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批评与资本的关系等等问题，各方都试图在这些他们看来堪称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坚持自己的原则，确立鲜明的观点，于是，一场场语言肉搏战就此展开，一次次酷评大戏就此上演。
不像对徐悲鸿的酷评，因为有着一个合适的时空距离，我们能够从容地面对、中性地评说。对尚未成为历史烟云的这些近事与当下事，后来人也许比我们看得更为清楚。作为当代人，不定时地“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吹一缕清风，饮一壶清茶，回望回望历史，也许将有所裨益。
⑴ 徐悲鸿。惑[A]。郎绍君，水天中。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C]。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201-202.
⑵ 徐志摩。我也“惑”[A]。郎绍君，水天中。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C]。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203,204,205,207.
⑶ 徐悲鸿。“惑”之不解[A]。郎绍君，水天中。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C]。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220,219.
⑷ 徐悲鸿。中西画的分野——在新加坡华人美术会讲话［A］。徐悲鸿。徐悲鸿艺术文集 ［C］。王震，徐伯阳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微博]，1994：370.
⑸ 欧阳于素。艺坛逸事［J］。美术杂志，1937，1(2)：30-35.
⑹ 徐悲鸿。因《骆驼》而生之感想［A］。徐悲鸿。徐悲鸿艺术文集［C］。王震，徐伯阳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212-213.⑺ 徐悲鸿。新艺术运动之回顾与前瞻［A］。徐悲鸿。徐悲鸿艺术文集［C］。王震，徐伯阳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4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