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之所以重要，正在于它是一种共同记忆的具体符号，日本人称之为 “有形文化财”，可谓画龙点睛。一个社会对这份财富有多重视，也能说明这个社会有多成熟。
　　根据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UNESCO)通过的有关保护文物的国际公约，文物大致分为“文化财产”(Cultural Property)或者“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前者一般指可移动的文物，后者是指不可移动的文物。至于文物的年份，不同国家各有定义，一般超过百年，具有历史意义和价值的实体，都可以属于文物，如果在百年以内，但却具备历史价值的实体，也可以由文化部门指定为文物。
　　如果扩大范围，由国人收藏的非本地古董古玩或名家艺术品，也可以视为国家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物的存续，也不乏民间人士的努力与贡献。新加坡高僧广洽法师圆寂后的大量珍贵文物，在民间有心人的积极奔走下，有幸留存在广洽纪念馆，可谓一个积极可借鉴的正面例子。纪念馆的珍藏，包括了徐悲鸿、马一浮、赵朴初、吴昌硕、齐白石、于右任、沙孟海、叶圣陶、叶恭绰、郁达夫等大师的百余幅书画函件，无不都是稀世珍藏。
　　在价值离不开价格的商业化年代，文物的价值似乎越来越要借由一个具体的金钱数字来界定。但是文物的定价却也带着一定的主观性，文物将来可能另找归属，甚至流落国外。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包括现有的文物价值鉴定机制是否完善，鉴定过程是否够透明等。
　　在全球化的年代，本土特色越发发挥着让人扎根的作用。历史记忆是人们与所在土地的感情纽带，文物则具体承载着共同的历史记忆。随着国人视野的开阔，尤其是年轻一代更多具备了国际流动性，如何更好地保护历史文物，不但是社会留给下一代的珍贵遗产，也是培育他们认同和热爱这块土地的重要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