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生产力有很大发展，城市手工业、商业繁荣，玉器制造也相当发达。这时玉雕的趋向是进一步走向世俗化。明代程朱理学泛滥，道教以及民俗信仰深入民间。人们要求社会安定，祈求神灵保佑，以获得今世的荣华富贵。这种社会要求反映在工艺领域就是吉祥图案大为盛行。明代玉器的吉祥图案有八仙、三星等神仙，寿、喜等文字，桃、灵芝、梅、竹、兰、鹿、鹤、鸳鸯等动植物，以及龙、凤、螭虎、角端等瑞兽异禽。吉祥图案有时成为主题图案，有时做装饰点缀，表现出吉祥图案的普遍性与深入性。
　　明代因喝茶饮酒之风弥漫，致玉制壶杯出现，并与日俱增，此种玉雕最富于时代感。同时，继宋之后，明代艺术仿古之风逐渐形成，影响到玉器生产上仿古玉昌盛。仿古玉滥觞于宋，盛行于明清，主要以青铜器和古玉器为祖型加以改造琢成。
　　明代书法绘画艺术进一步影响了工艺美术的发展和提高。此时，玉器工艺也或多或少受到文人画的某些影响，碾琢写意山水和诗句、款识。这种反映文人趣味的玉器，前代是不见的。玉器与社会文化生活的关系也日臻密切，文人在书斋作画、书写，往往也使用玉制文具或以玉做陈设装饰。
　　明代统治者为巩固其封建统治，沿袭旧制在冠服制度上用玉来标志等级贵贱。与前代不同的是：系在官袍上的带板用玉数量增加，皇帝、公、侯、驸马和一品文武官员的革带均以玉板做装饰标志。
　　明代玉雕具有时代风格，刀法粗犷有力，出现“三层透雕法”，镂雕十分精细。北京、苏州、扬州是当时的三大玉琢中心。宋应星《天工开物》认为：“良工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苏州的玉琢工艺在当时被推为全国之首，对明代玉器工艺的发展和提高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明代中期以后，玉琢技艺发展更快，出现了不少琢玉大师，以陆子冈最为有名，由他琢制的玉器，称为“子冈玉”。但明代玉琢在碾磨细研这最后一道工序上，存在“求形不求工”的现象。
　　清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它对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巩固作出了很大贡献。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玉器得到了空前发展，形成了我国古代玉器史上的最高峰，在玉质之美、做工之器形之众、产量之多、使用之广等方面，都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玉器所不能媲美的。
　　清代玉器生产在清初至乾隆二十四年这百余年内，由于受到玉材来源困难的限制，发展极其缓慢，这一时期玉器的做工与明末相似。乾隆时代玉器在此基础上成长发展，从乾隆二十五年进入全盛时期，经历了半个世纪，又转向低潮，以至衰落，随着清王朝的覆灭，我国古代玉器的历史也宣告结束。
　　乾隆时代玉器是清代玉器的代表，可概括为仿古玉和时做玉两大主流，此外还有仿痕都斯坦玉。仿古玉，一种是仿古彝，即仿商、周青铜器的造型、花纹；另一种是仿汉玉。时做玉器，其形制多种多样，图案、做工均极其丰富多彩。仿痕都斯坦玉的兴起，是由新疆地方大吏搜罗痕都斯坦玉器进贡内廷，得到乾隆皇帝欣赏并下达旨意之后开始的。痕都斯坦玉也称为印度玉，西方称为莫卧儿玉，具有阿拉伯风格的造型和花纹。其特点是“水磨”，抛光强烈，器薄如纸，乾隆皇帝御制诗中有数十篇赞美痕都斯坦玉器的精湛做工。
　　乾隆时代的玉琢水平达到高峰，远远超过了元代和明代。这一时代的能工巧匠继承和运用了历代琢玉工艺的优秀遗产，借鉴绘画、雕刻、工艺的成就和外来影响，创造与发展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的玉器艺术。由于玉器的质地，在我国民族历史上一向受到重视，所以出现了玉有五德、九德，甚至十一德之说，这些说法虽然出自儒家，但实际上是人们从观察玉质的直观感觉出发，引伸附会，与社会道德观联系起来，成为玉器发展的精神支柱和传统力量。到乾隆时代，这一倾向有了更大发展，用大块头的玉料碾成各种雕琢简练而又能显示玉质美的器物，这种形体丰硕的陈设性玉器，未见于前代，这不能不说是君临中华的满族统治者以及当代玉匠把传统的玉材观，充分地加以发扬光大的硕果。总之，乾隆时代玉工出色地完成了集历史遗产之大成而创新的重任，碾琢了丰富多彩的杰出作品，为我国古玉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综观我国古代玉器的流变过程及其各时代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制玉历史悠久，用途广泛，形式繁多，质地莹润，碾琢精湛，风格独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在世界玉器工艺领域中独树一帜，充分表现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和创造才能。作为我国古代玉器史重要组成部分的传世古玉，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和艺术瑰宝，像一颗明珠那样永远放射着灿烂的光芒，照耀着正在蓬勃发展中的现代玉器工艺的宽广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