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王朝是继殷商之后的一个强大奴隶制国家，农业、手工业都很发达。周朝统治者注意总结商代灭国的教训，将奴隶社会的各项制度和措施加以整顿，使之条理化、规范化，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就玉器而言，由于周朝重要法规《周礼》中赋予玉以德的理想和内涵，周玉离开了殷代玉器发展的轨道，向礼仪性玉器方向发展，并开辟了玉器的“道德化”、“宗教化”、“政治化”的新时代，奠定了后世以《周礼》为古玉研究的理论基础。
　　周代重玉之风极盛，祭祀时兼用玉器，宴享只用铜器。由于玉器的世俗化、道德化，自天子以下，人人都佩玉。周代用玉范围之广、重视玉的程度、选用玉的要求和制玉的技术都超过以往。周代不断改进琢玉技法和造型设计，着意加工修整和抛光，使器物日臻美观。在做工方面，除继承商代双勾线外，还出现了粗犷的一面坡线，往往做成睛、耳、口、身、尾等的外轮廓，使造型清晰，简洁有力；细部多用阴线或平行阴线，比较强调在磨光的平面上用阴线突出其粗细曲直的对比、变化，减少了器身的起伏层次。这是西周玉的特点。
　　持续500余年的春秋战国时代，由于铁器取代青铜工具，广泛用于生产，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并影响到社会制度的变革。这一时期，实质上是落后的奴隶制瓦解、先进的封建制度孕育成长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几个政治经济中心并存，在文化与学术领域中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崭新局面。秦、晋、燕、齐、楚、吴、越、巴蜀等多种地方文化，相互竞争，共同繁荣，为中华民族统一文化的成长奠定了坚实基础。玉器出土情况也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玉器手工业到春秋战国时代发生了转折性变化，玉器制作精致非凡，在古代玉器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春秋就其社会形态来说是一个过渡时期，反映在玉器工艺上也同样具有过渡色彩，仍然继承了西周青铜器上的龙、凤或幻想的变形禽兽等纹饰图案，但已出现精雕细琢的崭新风格。到战国时代，玉器上的动物题材所占比重增多，技艺精巧，将食肉动物的凶猛性格和机警感觉深刻而生动地表现出来。
　　春秋战国祟尚“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说教，故当时盛行种类繁多的佩玉。这种社会习俗对玉器工艺的发展有一定影响，这就是佩饰玉器的简便化、小型化，以及刀剑、革带用的玉器问世。刀剑用玉始见于春秋而盛行于战国和两汉，春秋战国常见玉器有琮、璜、璧、镯、环、剑饰、佩饰等，其中以玉璧和龙形佩饰最多。此外还有玉带钩、玉玺以及各种葬玉等。
　　秦灭六国，建立了空前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汉承秦制，实行休养生息、提高生产的各项政策，巩固和发展了统一强盛的封建制国家。此期出土玉器，件头硕大，雕饰豪放，品种繁多，技艺精湛。这时统治阶级在社会礼仪、日常生活中更加广泛的使用玉器，并逐渐形成崭新的时代风格。两汉玉器对以精致著称的春秋战国玉雕艺术是一次重大突破，对后世玉器有着重大影响。
　　西汉继承春秋战国器形特点，变化不太大。东汉由于交通方便，新疆软玉源源流入中原，琢玉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器形除玉璧、玉环、鸡心佩、剑佩、带钩和玉蝉等外，各种用于殉葬的“明器”和各式容器、玩赏品大量出现，同时也大量出现用以“辟邪厌胜”的器形，而且各种器形和纹饰多有摹拟神话故事的，富有神秘色彩。
　　魏晋南北朝因受乱世薄葬的影响，向来玉器出土极少，所以其发展面貌不甚明朗。从零星出土的玉器如玉琀、玉璧、玉带钩来看，与汉代没有多少变化，几乎难以鉴别。其雕工有的尚精，有的显得粗放，玉质更不及两汉那样莹润。
　　隋唐时代，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对外交往密切，长安成为国际性都市。这时的手工业极其兴隆，手工艺品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但此期玉器出土甚少，现在知道的不过玉杯、佩饰、带扣、带板、玉簪、衮册等很少几种。唐代玉器和器形与汉代和魏晋南北朝的风格不同，大量出现花鸟、人物饰纹，器物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有实用价值的杯碗增多，并出现新型饰件和表示官阶高下的玉带饰物等。
　　南北宋、辽、西夏、金及元代玉器，是在唐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代以来，用于实用和装饰的玉器占据重要地位，在社会上广为传播，与祭器典章文物相对而言，被称为“玩物”，这些玉器的碾琢水平也很高。由于南北割据和受不同民族文化的影响，在玉器上反映出民族和地方特色。两宋玉器，以龙凤呈祥图案为多，因受工笔画影响，所以非常重视神态。宋代不仅工商繁荣，贸易发达，而且道教盛行，理学泛滥，这也对玉雕产生影响，以神龟、仙鹤、龙凤等为题材的玉雕就是当时这些社会思潮的反映。西夏、辽、金、元玉器则以花、鸟、虎、鹿和鱼水纹饰为主，而且以佩饰和嵌件较多。实用品有杯、洗、带板等；以鸟、鱼、兽等为题材的工艺品增多，对玉器的碾琢融入了本民族的生存意识和乡土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