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残破文物深藏库房和极度稀缺的专业修复人员的“不对称”由来已久，近几年随着媒体的报道更成为文化遗产保护中一个著名的“矛盾”。
    “我国的确比较缺少文物保护修复人才”，广东省博物馆副馆长莫鹏说。他是有着30多年经验的著名文物修复专家，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他就成为我国第一次由国家文物局委托培训的文物修复专业培训班的成员。他谈道，国家级培训的文物修复传统工艺技术培训班，主要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初组织得比较多，现在国内很多从事文物修复的专家都是那个时候培养出来，或者是那批人再带出来的。但是到了上世纪后十几年，由于经费等问题类似的培训活动就组织得比较少了，造成了传统修复工艺技术上的一个断层。
    另一方面，因为传统文物修复是一个耗时而回报很低的工种——修一件文物长则几年，短则数月，却看不到明显的经济回报，在职称评定等方面也不易。莫鹏说，当年和他一批进入故宫学习的那些人中，现在已经没几个还在从事这个行当。广东省博物馆最多时有8位专门从事传统文物修复的人员，如今“只剩下半个”——这说的是他自己，他的另外“一半”还要负责副馆长的许多职务工作。
    广州市文物总店总经理曾波强告诉笔者，除了某些特定的种类如青铜器等，广东目前高水平的修复人才非常少，特别是在陶瓷等方面，“我们需要修补的东西都会拿到香港去修”。香港有一些修补师傅技术极为高超，“修完之后真的是不留痕迹”。曾波强认为，这与其所获经济回报直接相关。他们修一件文物，收费常常在数千元以上，而且很多还是根据市场价值的一定比例收取，如果是高等级文物，收费数万元也不是稀奇事。这种稳定的收入就催生了一批专家型的修复人才，也形成了一个稳定而有保障的专业市场。而在广东地区，文物修复尚缺乏明确的规则可循，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很多人因为前景不明而不愿贴上时间精力去做这一行。这些问题可能并不是仅仅成立修复学院就能够很好解决的。
    另一方面，如今的文物修复与传统修复已经有了很大区别。过去一个熟练的师傅可以凭借肉眼和工具独立完成一件文物的修复，但现在通常都是小组运作，事先要进行精确的可行性分析，形成专门报告，经批准后才能动手。修复的设备也鸟枪换炮，从X光仪、显微镜到化学成分分析设备等不一而足，很多单凭肉眼无法识别的隐形病害也就无所遁形。相应地，对修复人员的专业要求就更加高。
    广东省博物馆文物保护实验室的习阿磊说，近些年来，不少高校已经组建了文物保护修复专业。但是文物保护修复是一个涉猎面很广的交叉学科，需要历史、考古、生物、物理、化学、艺术、纸张等相关的重要专业加入进来，互相协作、渗透，这样才能有更好的发展。
    莫鹏认为，比较合理的文物修复传承方式，还应当是学院教育和手口相传相结合的方式。毕竟文物修复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技术，不亲手摸，不亲眼看根本无法掌握其中精粹。莫鹏说，在培养模式上，可以参照意大利佛罗伦萨宝石修复中心的做法。“文物保护（修复）专业最好是七年制，4年理论3年实践，实行专本连读或本硕连读甚至是本硕博连读”，不要让学生过于依赖书本，要多参加实践。
    在意大利、法国、美国、日本等文化遗产保护修复体制发展较为完善的国家，均设有培训体制完备、学科建设合理、学制长短期结合、学科构架合理的文物保护修复学院。除在众多大学中设立文物保护学院，采取学历学制灵活、专业设备完善、涉及二三十个方向的学历教育外，还专门设立有从中央修复学院到地方修复学院多个级别的专门教育培训机构。修复学校大多由国家投入经费进行人员培养，同时兼具文物修复技术传承、创新、行业标准制定、评估等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