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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渝中典当业跌宕起伏
2009-10-9 10:31:00 来源:转载 阅读:3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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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后
    当铺增加代当出现
    辛亥革命后,全川有正规资质的公质店已达数百家,仅重庆就有17家。为了维护该行业利益,报经市商会同意,重庆市典当业同业公会正式成立了。
    “为扩大业务范围,这17家公质店又派生出了一批代当店,专为公质店代收转送当物。”杜明亮说,那时,要做代当店业务不必向官方备案,但首先要有一定资金,少则数百元银元,多则一千以上,其次须取得公质店同意。
    杜明亮说,公质店为了增加业务,都愿多设代当店,但如果代当店过多,就会分散和减少公质店的利润,“当时,重庆先后开设的代当店有20余家,除城区,也就是现在的渝中外,在郊区弹子石、铜元局、磁器口、木洞等地也有。”
    改革开放后
    典当企业无序复兴
    “文革后的20多年,当铺曾有过一段销声匿迹的时期。”提及辛亥革命后典当行业的大变化,杜明亮说,直到改革开放后,1987年12月,成都成立第一家新中国成立后的典当行,重庆乃至全国的典当行业逐渐进入无序复兴的阶段。
    据了解,那时全国涌现出了100多家典当企业,私营性质的在90%以上。“那时的典当业务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杜明亮告诉记者,由于老百姓的衣物不再像清朝服饰那样复杂、值钱,衣物被作为当品的很少了,而是以首饰、古玩、字画等为主。
    上世纪90年代
    大量典当家用电器
    无序的复兴影响了典当行业的正常发展,1993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为此下发了《关于典当行管理的通知》。1996年4月,人民银行又制定了《典当行管理暂行办法》,对无序发展的典当企业进行了清理、合并和整顿。
    “那次清理后,重庆的典当企业只剩下不到30家,分布在各个区域,渝中范围内仍然最多。”杜明亮回忆,从此,典当行业除有了人民银行作为管理机构外,家用电器也开始进入了质押的业务范围,“那几年,随着经济发展,家用电器逐渐进入老百姓的生活,但还不普及,相对于现在,照相机、录音机、手表、摄像机等的价值都还比较高,因此自然成了当品。”
    2004年后,当品增不动产和财产权利
    2000年6月开始,我国开始改革金融体制,国务院同意把典当企业作为特殊的工商企业,而非金融企业。“要经营典当企业,除了经营许可证外,还须获得特殊行业许可证。”杜明亮说,2001年8月,重庆颁发了《典当行管理办法》,之后,我市典当企业增加了近30家,目前,全市各区县共有典当企业97家,渝中范围内的占10%。
    杜明亮说,自那以后,典当企业的经营范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增加了不动产;且对“财产权利做质押”作了明确规定,即存单、保单、仓单、提单、商标权著作权、专利权、使用权及股票等都可以作为当品。
     “由于当品范围的扩大,典当企业的最低注册标准增加到了500万元,涉及不动产抵押的典当企业的最低注册资本更是增加到了1000万元。”
    杜明亮告诉记者,目前,不动产在我市典当企业业务中占了80%以上,动产减少到不足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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