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后洼遗址考古队，后排左二为许玉林教授，左四为孙传波。

                         1988年12月，后洼遗址被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文史调查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旁何故安葬着两位今人并为之立碑？□为何一提起后洼和丹东“龙文化”就不能不提到许玉林这个名字？
　　古文化历史跃然出土，呈现于当代人的面前；而同时，那些为此付出辛勤劳动的考古人，却往往湮没于寂寂无闻的历史之中。
　　一座座古城、古文化遗迹经过艰苦的挖掘和整理，显现出耀眼光华的时刻，人们可曾想到，它的背后，有着那么多不计得失、无闻无名的考古人。无私奉献、默默坚守，这些似乎就是考古人的职业品格。
　　在日前的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了一段令人感动的考古往事——许玉林教授父子与后洼遗址的一段真实故事。10多年的日日夜夜，考古者许玉林教授领着自己的儿子，扎根乡村，倾其全部心血，用沾满泥土的双手，甚至是生命托举出了后洼遗址，成就了丹东璀璨的“龙文化”。
　　父子俩为这一遗址的面世付出了个人的一切，包括宝贵的生命。如今，这段鲜为人知的感人往事与一度寂寞的后洼遗址一道进入世人的视野，两者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文化结晶体，让后人感怀与凭吊。
　　东港市马家店镇三家子村后洼村民组的孙传波老人，曾与许玉林教授父子共同挖掘后洼遗址10余年，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是孙传波老人为我们打开了这段尘封的感人往事。
　　后洼，它证明丹东是“龙文化”的发祥地
　　放眼望去，一座高高的土岗，呈黄色，像一艘方形的船，这就是后洼遗址所在地了。
　　1981年10月，在一次文物普查中，丹东市和当年的东沟县文物考古队在马家店镇三家子村后洼村发现了一座史前新石器遗址，命名为后洼遗址。 1984年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省博物馆、丹东市文化局、东沟县文化局三家组成联合考古发掘队，先后两次对后洼遗址进行挖掘，经过多年发掘，共整理出1800平方米，发现新石器时代的房址43座，灰坑20个，生产工具1600件，复原陶器400件。1988年，后洼遗址被辽宁省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后洼闯进了人们的视野。 10年的挖掘和研究告诉人们：
　　——“石雕始龙”的出土，使丹东成为“龙文化”的发祥地；
　　——虎、猪、鸟等滑石雕塑品的大量出土，展示了丹东人祖先的丰富图腾文化；
　　——“刻木为舟”，开辟人类漂洋过海、走向世界的东方原始通道；
　　——石磨盘、石磨棒，至今映显农业、采集业丰收的喜悦；
　　——陶瓷的象形文化，是丹东人祖先的智商存证；
　　——可佩戴的动物雕刻饰品，标志巫术和原始宗教的起源；
　　——后洼遗址发掘出建筑白灰，把考古界认定白灰源于4500年前的起始线，又向前推进了2000年；
　　——1993年10月，在后洼遗址出土了吹奏乐器陶埙，使今人依然能听到来自远古祖先创造的和谐之音。
　　后洼共分四个文化层面，分别为耕土层、黑土层、黑褐土和黄灰土层，前三层为上层，居今5000余年，下层距今6000年至7000年。
　　后洼遗址的挖掘为中华古文明起源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东北亚为古文明发源地之一，这一点由此毋庸置疑。
　　“从这里开掘出的很多史前文物，有许多是国宝级的，而这些成果的取得要感谢对后洼开掘作出重要贡献的许教授。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孙传波老人对当年的许玉林教授，以及也参与了遗址挖掘和保护的许教授的儿子许涛仍念念不忘。
　　10余年，许氏父子的心血都洒在了后洼
　　时间推回到1981年，东沟县考古队下去进行考古作业，来到了后洼小队。
　　他们听当地的群众反映，后洼的果园里常能挖出大量的陶片，并不时发现陶罐之类的东西。考古队队员立刻赶到那里，初步考察后，确认这里是一座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遗址。后报上级有关部门批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后洼进行了首度挖掘。
　　从1983年开始，到1993年的10来年时间里，省考古队的许玉林教授一直在后洼主持挖掘工作。孙传波当时是村里的果树技术员，他被派到遗址所在的后洼果园，从此和许教授朝夕相处了10年。
　　年代已经远去了，面对记者，孙传波老人重新唤起了他对那段难忘往事的记忆。
　　“10几年间，许教授和他的大儿子许涛一直就住在这间小房子里”，孙传波老人指着屯子里的两间低矮小瓦房说。白色的瓦片，屋子低矮，里面有一铺很窄的炕。
　　“许教授和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年，大家多熟悉啊，我们全村人没有一个把他们当作外人的，像家人一样处得特别亲热。 ”
　　当时挖掘遗址的条件非常艰苦，许教授主持清理工作，他的儿子许涛帮助整理文字材料。夏天的时候，天气非常炎热，顶着烈日，许教授挖掘的时候特别细致，一丝一毫都不差。他就那样时刻守在挖掘现场。
　　平时，许教授父子俩跟大家一起吃住，那时候，乡下的生活非常苦，可老许一点也不在乎，没有一句怨言。春天里，没有菜吃，大家就挖野菜，而他们父子吃得却很香。
　　孙传波回忆说，挖掘出的有价值的陶片，都要登记、编号、造册，这是一件极为繁杂的工作，但老许极有耐心，每一件都记得很详细。成千上万件的陶片啊，都是他们父子一点点地编出来的。
　　10年的时间，枯燥的工序，艰苦的环境，他们默默地埋头做着这项工作，这是他们甘心情愿把心都扑在上面的事业。父子俩尝受的甘苦谁又能说清楚呢？
　　大约是1993年，对后洼遗址开始进行第三次发掘，在距今6500年左右的地层中，有了重大发现，一只陶埙。孙传波老人清楚地记得，“大家看到这么个物件，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它是啥东西。 ”
　　还是许玉林教授解开了谜底：这是一只埙，一种非常古老的吹奏乐器，可能是先民们模仿鸟兽叫声而制作的，用来诱捕鸟兽。
　　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所有人惊奇不已，也印证了许玉林教授的猜测。
　　就在那只陶埙出土后不久，一位来后洼考察的资深吹奏家，拿起了那只陶埙，他当场吹出了优美的曲调，呜呜咽咽的声音传遍了后洼的山坡土垭。
　　孙传波老人说他亲眼看到，附近田野里的几只地古鸟飞上了后洼的果树，站在枝头鸣叫，似乎将几千年前的远古情景一下子拉到人们的面前。孙传波至今还津津乐道：许教授的推断一点没错，这陶埙一定是先祖打猎时的工具。
　　许教授在这片遗址守候了10多年，写下了大量的考古笔记。他反复勘查周边的地形地貌，他对后洼的草草木木、田沟土埂一切了如指掌。
　　他曾对孙传波说，他觉得这里就是一座博物馆，出土的陶制纺轮，还有陶罐、陶壶、陶杯、陶勺、石磨棒、石磨盘、石斧、石镞、石刀、石网坠、石球和经打制的石铲，还有史前房址……他完全沉浸和陶醉其中，他的许多研究成果是非常独到和有价值的。
　　共眠于斯，父子与后洼遗址融为一体
　　大约是1993年，后洼遗址的前期考古工作已经完成，省里的几位同志该回去的都回去了，但是许教授觉得还有更多的研究工作应该有人做，就决定坚守下来。
　　直到突然有一天，一直给他当助手的大儿子许涛因不堪忍受病痛的折磨，一个人悄悄地自杀了。
　　那是一天午后，许教授一个人在工地清理陶片。等他回到家的时候，看到儿子许涛躺在床上，似乎静静地睡着了，但他手里却握着一个已经空了的农药瓶。许教授受不了这个意外的打击，一下子昏倒在地。
　　儿子得病已经有几年了，但父子俩对看病却是一拖再拖。孙传波说他就劝过几次，让许教授带儿子回省城里治一治，可许教授说，手头还有陶片放不下，等忙过这一段，就回沈阳看病。可是……
　　3天后，孙传波亲眼看见许教授一个人走到后洼后面的台地，天下着蒙蒙小雨，许教授就那么站在山岗上，一个人静静地站着，好像忘了时间，忘了周遭的一切，那是只属于他和儿子的世界，他们在默默交流。
　　10几年间的挖掘啊，光陶片就有几万片，还有各类石刀石斧之类的文物，这些都要一一分类登记造册。 “都是许涛帮着忙活，那小伙子写得一手好字。 ”孙传波十分惋惜地说。
　　儿子走了，许教授从此更是全身心扑在了研究中，成天钻在陶片堆里不出来，也很少跟人说话了，那些石刀石斧从此成了他的全部生活。
　　他沉浸其中。也许，那些远古的先民在他的心中复活了：那是一群勇敢的人，他们手持石斧骨叉，在浪里跳跃，在雨中奔跑，他们歌唱，他们追赶，还把喜悦刻在滑石上……
　　孙传波说，许教授说过他觉得对不起儿子。为了事业，为了那个考古梦，他放弃了自己的一切。
　　对后洼的热爱和对儿子的歉疚，这两种浓烈的情感纠结在一起，时刻搅动着许教授的神经。
　　弦终于绷断了。许教授病倒了。
　　孙传波老人说，一天傍晚，省考古队来了车，拉走了许教授，还有即将出版的两大旅行袋的关于后洼遗址考古研究的手稿，这些稿子都是许涛一笔一画誊写的。
　　不久，孙传波得到县里来的消息，许玉林教授离开后洼回到省城后病情日益严重，最后带着无尽的遗憾病逝了。临终前，许教授说出了最后一个愿望，他希望自己葬在后洼。他的老伴按照这一遗嘱，把他的骨灰送回了后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