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现在宣告“开始第三次挖”

　　已是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考古部主任的刘占成没有想到，时隔二十多年后，一号坑第3次开始发掘，让研究了25年兵马俑的自己首次成为被关注的焦点。此次发掘，他挂着“考古队队长”的头衔，发言人似地向大家解答各种问题。

　　他首先否认了之前媒体预测的“新技术下发掘彩色陶俑”的分析。他认为，这次发掘的学术意义大于考古意义。“发掘可以对秦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提供珍贵的资料”，第二才是文物保护，“像彩绘保护，离开发掘就无从谈起，没挖出来保护什么。”

　　不期待有新宝贝，资料的完善也不是朝夕可成。随着发掘的进展，怎样更好地保护慢慢出土的文物是专家们首要攻克的难题。大家也开始担心老祖宗留下的遗产会不会因出土而遭破坏。

　　经过大水泡、火烧，现在出土的陶俑身上只剩下一些残留的色块，有的色块已经脱落掉在泥土上。

　　秦代的工匠是先在烧好的陶俑上涂一层生漆，然后再上色。生漆老化后，和氧气接触，五分钟之内就会翘起来。“1978年，也有发现残留色彩，但眼看着它就掉了。非常心疼。”刘占成说。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70年代，兵马俑研究专家、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前馆长袁仲一就提出发掘和保护要相结合，发掘、保护人员要同时在现场。

　　1975年，考古队曾使用封闭法，用化学药剂将色块盖住，防止脱落。但这种保护下的色块表面会发亮，改变了原来的光泽度。到了80年代，考古队还采用过针管把一种加固剂注入生漆和俑身之间，不让它脱落。这样能保住色块，但专家认为只是权宜之策。

　　而一直以来，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就在和德国合作研究怎样保护陶俑色彩等难题。1998年，在二号坑发现8件大面积彩绘俑，那次袁仲一和刘占成都参加了发掘。通过当时的技术，陶俑粉红的脸、朱红的甲带、褐色的铠甲已保存至今。“几十年的研究，(彩绘已)可以保护下来。”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前馆长袁仲一说，“但不能说满，绝对保护是不可能的。今天的保护方法，若干年后可能就是落后的，要不断探索。”

　　这次新一轮的发掘，比新技术运用更关键的是，它是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首次独立发掘。这个项目的申请成功，也为考古工作开展带来了重要的资金支持。从这点来说，它的“政治意义”，已大于考古意义。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一位领导向本刊透露，下一步博物馆可能将向国家文物局申请发掘二号坑。这位博物馆领导对本刊说:“这次我们馆想持续挖五年，但每年都需要国家文物局审批。发掘的成果和质量要受到国家检查的，我们只要做好就自然获批了，不是光靠自己搞什么计划。”

　　这次宣告“开始第三次发掘”，其实是中国第四个文化遗产日的一个噱头。事实上，这么多年来，兵马俑的发掘和修复工作几乎从未停止过。

    　挖井挖出了“瓦神爷”

　　1974年，陕西省临潼县晏寨公社西杨村和中国的许多农村一样，学大寨、打井抗旱。西杨村生产队队长杨培彦随手捡起棍子，在地上画了个大圆圈，很不规则。他觉得这里地下水脉旺盛，因为村西南边的这块乱石滩有柿子林。这个圆圈距离高高堆起的秦始皇陵墓约1.5公里。

　　当年3月29日，西杨村打井队六人挖至地下4～5米深时，还没有水，只挖到了陶片，大家觉得很倒霉，这是挖到古人的砖瓦窑了，打井进度肯定要受影响。随后又挖出了几个陶俑头和身子，让打井队感到不安。按当地的说法，这东西是“瓦神爷”，挖到是要“招祸”的。整个西杨村都紧张起来。

　　恰逢晏寨公社水保员房树民来检查打井进度，他见到“瓦神爷”后，让村里暂停打井，他向县文化馆作了汇报。文化馆主管文物的业务干部赵康民闻讯赶到现场，初步断定“瓦神爷”可能是秦始皇陵的陪葬物。此时，打井处的秦砖已被村民挖走拿回家了。一些青铜兵器被当做废品卖掉，俑头被村民戴上草帽支在田里吓唬麻雀。

　　文化馆的赵康民开始挨个从村民那回收青铜兵器、俑头，还动员村民帮助筛找破碎的陶片。

　　1974年5月，新华社记者蔺安稳回临潼探亲，在妻子工作的临潼县文化馆看见修复好的陶俑后，在《人民日报》内参《情况汇编》上发表文章《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陶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批示国家文物局迅速采取措施。文革期间，已有长沙马王堆汉墓、河北中山靖王墓被发现，陶俑的出现再次在全国引起轰动。

　　7月初，国家文物局派人与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协商，决定由陕西省组织考古队进行发掘。

　　现年77岁的袁仲一是第一批到兵马俑工地的8位考古人员之一，这位196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的中国古代史研究生，1964年就在陕西从事考古发掘研究。“去之前领导说，你们花个一个星期到十天把它挖完，然后写个报告给国家文物局交差。”袁仲一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道，“没想到一挖就是几十年。”

　　1974年8月，考古人员开始试掘打井区域(现在一号坑位置)。这才发现“这里的陶俑浩浩荡荡，想不到的震撼。”袁仲一说。按照习惯，考古队喝酒庆祝这个意想不到的景象。这一年，现任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考古部主任刘占成刚进入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在学校里，他第一次听说骊山脚下发现了许多陶俑。

　　1975年，还是学生的刘占成获得机会，到兵马俑工地发掘现场参观实习。刘占成觉得很幸运，身为陕西人的他在陕西念考古，陕西又出了这样的宝贝，从事考古的人“碰”到“值得研究的好东西”很难得。1975年初，考古队在《文物》杂志上发表文章，首次使用“兵马俑”一词。大家认为，军队就是兵，还有战马，陶人就称俑。

　　1976年，考古队确定兵马俑跟秦始皇有关系。

　　1976年4月23日，考古队发现6000平方米的二号兵马俑坑，5月11日发现520平方米的三号兵马俑坑。

    发掘过程一再中断

　　经过探测，已发现的三个秦兵马俑坑中，一号坑最大，共14260平方米。国家决定在一号坑原址建立大型博物馆。1976年9月，一号坑保护大厅动工。1978年初，大厅完工，5月8日，一号坑正式开始发掘。这时的考古队已经增添了保护、修复、照相方面的专家，其中10多个修复组开始对出土的兵马俑同时间进行大规模修复。

　　正是这一年，刚从西北大学考古系毕业的刘占成被分配到兵马俑考古队工作。“我到工地第一天，看到一个解放军指导员，穿着军用大皮鞋，踩在已经清理出来的陶俑身上，拿着一把钢尺在指挥。”现任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考古部主任刘占成对本刊回忆道。考古发掘现场往来的翻斗车、架子车，隆隆的机器声，让刘占民看呆了，这和他实习过的考古现场不一样，一百多名解放军、民工忙碌着，现场只有五六名考古业务干部。

　　那时，整支考古队都住在兵马俑坑附近的农户家中，在西杨和下河两个村子一家家轮流吃派饭，每人每天交1斤粮票、3角钱。考古队队部设在西杨村的一家农户院内，时任队长杭德州和袁仲一等4位资深专家就住在院子后面积不大的寝室里。刘占成和队里另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张占民则住在另一户农户家中不到6平方米的房间。

　　白天在工地“挖完土”，晚上被队友称为“二占”的两个大学生还得要整理资料。房间太小，他们一个坐在炕上，一个在地上。时间一长，刘占成发现张占民能熬到夜里两三点，而自己十二点前就困了。后来他发现，袁仲一更能熬，常常通宵工作。“从那时候起，我知道这种精神成就了袁先生他们的成就，我开始敬佩这些人和这个行业。”刘占成说。

　　相比其他遗址，兵马俑的发掘稍简单，因为此类陪葬坑的地层结构简单，最大的难题就在文物保护。兵马俑坑在荒郊野外，发掘在露天进行，下雨、雪都会对文物造成破坏。当地民间有句话:南山戴帽，长工睡觉。

　　南山指的是秦陵所在地骊山，当地的说法是，只要骊山顶上积云彩，就是要下雨。考古队员每天都要关注天气，尤其是骊山山顶的云层变化。要下雨了，就在兵马俑坑的周围搭小围堰，用塑料薄膜覆盖陶俑;下雪的话，就用稻草编的草帘子包住陶俑。那时候大家最大的愿望是在坑上能用苇席、竹竿搭一个遮雨挡雪的棚子。

　　“国家要求的时间很紧，希望尽快开放，就批准调动了军队。兵马俑上层覆盖了很厚的土，部队主要挖土。”一位参加当年发掘的工作人员说，“当时有各种说法，说挖的太快造成破坏。但是部队挖上层的土，还是加快了发掘速度。接近文物层后，就由考古人员非常仔细地发掘了。”

　　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在西安成立。时任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等16位专家到兵马俑工地考察，见到“热火朝天”的景象，非常惊讶，提出严厉批评，要求停止发掘。

　　按照考古发掘划分方法，兵马俑一号坑按20×20米被分为27个探方，第一次发掘了五个探方，出土1087个陶俑、8辆战车、32匹陶马等。但其中25个探方土层都已被挖开，在夏鼐等人提出意见后，考古队将土回填。

　　1979年10月1日，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1980年，一号坑的发掘停止。考古队的工作也从发掘转为修复。修复期间，前五方(一号坑东面的五个探方)共清理出陶俑1087件，出土木质战车8乘，每乘陶马4匹。

　　1983年，考古队队长杭德州调往省文物局任职，考古队由袁仲一负责。1985年7月，考古队重新组建，并由秦俑考古队改名为秦陵考古队，石兴邦任队长，袁仲一等三人任副队长。次年3月，一号坑在停工四年半后再次开始发掘。已是“老”队员的刘占成负责发掘现场管理。

　　之后的八个多月。考古队完成了后五方的发掘后，正准备按计划进行文物修复、资料整理等后期工作。可是，1987年2月17日，考古队放在杂品库中的“将军俑头”被盗，此事震惊了全国文物界。

　　刘占成和考古队员们的发掘工作再次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