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晚上10点30分，12集纪录片《台北故宫》的第一集《国宝迁台》在央视一频道播出。头一天，该片的总撰稿胡骁狠狠地睡了一觉，弥补连日来紧张的改稿和剪辑工作。为了这天的播出，他和总导演周兵等人已经忙碌了整整三年多。

     如他预期的，片子很快引起反响。第二天网上有人感叹，自己从来不知有这样一段文物迁台的历史，有那么多中华国宝珍藏在台湾。包括胡骁，他回忆自己第一次到台北故宫是在2003年，“里面什么肤色什么口音的人都有，唯独没有大陆人，特别感慨。”

     “从庙堂之高到漂泊江湖之远”，是胡骁对这些国宝辗转过程的一个总结。《台北故宫》共12集，追溯了文物迁台历史，并分门别类对书法、绘画、青铜、瓷器、玉器、珍玩等台北故宫馆藏国宝一一进行介绍。

     把桌椅全拆掉，才把文物全运上船

     连玉做的蝈蝈须子都保存很好

     《 台北故宫》播出的时候，恰好是国宝迁台60年。从1948年12月起，5000多箱文物分三批陆续从南京下关码头出发，驶向台湾。“就在纪录片播出时的60年前，文物还在茫茫的大海中漂泊”。

      这些陆续漂向台湾的65万件文物多为中国历代皇家收藏，是中华国宝“精华中的精华”。包括现存铭文最长的毛公鼎、西周散氏盘，传世仅数十件的宋汝窑瓷器，蜚声海内外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煌煌巨制《四库全书》，苏轼《寒食帖》和黄庭坚《花气熏人帖》，乾隆皇帝珍爱的《富春山居图》；百姓熟悉的翠玉白菜、猪肉形石；以及阎立本、米芾、蔡襄、宋徽宗、文征明、唐伯虎等从唐代到清代的历代名家书画。其中从北京紫禁城搬出的那批国宝，现在依然以当年《千字文》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为首字编号，与每一间故宫殿阁相对应。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入侵热河，窥伺华北。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下令国宝迁至上海，并代表政府表示待“北平安静，原物仍运还”。

    但北平此后再无安静。从1933年2月到1949年元月，故宫博物院文物先后经过南迁、西上、东归、北运、迁台，历时十余年的长征躲避战火，再也没有回到北京。“这当中几乎没有一件文物受到损害，也没有丢失过一件。不管是很容易受损的瓷器、玉器，包括我们看到翠玉白菜上刻的蝈蝈的须子都保存很好。这在人类战争史和文化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情。而且学术研究从没中断，这些专家们，他们是本着自己的良心做了这样一件事情。”胡骁说。

    轮船、火车、卡车、马车都运过

    1933年2月4日深夜，故宫午门口荷枪实弹、戒备森严，2000余箱故宫国宝在这一天秘密离京。在故宫玉器专家那志良的《故宫四十年》中，他回忆说:“他们吩咐我们，要等到天黑才启运。由几十辆板车轮流运往车站，由军队护送，沿途军警林立。”

    此去的目的地是上海，随后不久转往南京，筹备成立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文物只能再度西迁。从水旱两路到湖南、贵州、四川、陕西等地。

时任中英庚款委员会总干事的杭立武，是当时文物迁徙的主要负责人。《台北故宫》摄制组采访到了杭立武之子杭纪东。他讲述，1937年底日军攻占南京前夕，杭立武在20天内从水陆两路抢运了14571箱文物出南京城。最后一批重要文物已经找不到船，借了一条英国轮船。“但是英国人跟我父亲说，如果你杭某人不上轮船跟我们一起走，我不开船。意思是万一这个船中途有什么问题，或者万一被日本飞机轰炸，那不得了。”

    “但船一靠岸，难民看到有船就抢着上去。所以那个船只能离开岸边一些。我父亲没有办法上去，就用那个绳子把他捆起来，吊上去。”这些文物被运到了汉口，再到重庆。之后随着日军的逼近不断西迁，辗转湖南、贵州、四川等地。

     庄尚严和申若侠夫妇都是故宫的年轻工作人员，刚进故宫不久就赶上了南迁，从此一辈子跟着文物南走西迁，直到台湾。就在这文物迁徙的路途之上，他们先后生了四个儿子，最小的儿子庄灵出生在贵州。

     2000年，庄灵和他的三个哥哥一起，沿着当年文物南迁的路线重走了一遍，在贵州他们曾住过的山洞里还找到了父亲庄尚严留下的题诗。台湾公共电视特别为他们拍了个纪录片。“当时没有专人看守和运送文物，就是这批专家自己。一路上他们祠堂、寺庙、山洞都住过。运输工具从轮船、火车、卡车、马车，肩挑手扛，什么都有。”

    南迁路上惊险不断。一次，文物迁到岳麓山下的湖南大学图书馆内，大家都以为总算平安了。但有一天突然上面说还不安全，继续西撤。文物刚刚搬走的第二天，日军飞机就把这个图书馆夷为平地。

    还有一次在贵州山路上，一辆运送文物的卡车翻到沟里，大家吓坏了，想国宝都摔坏了。结果下来一看，那一车刚好是古籍书，所以没事。为此那志良一直说一句话“文物有灵”。

    1947年，在南方辗转十多年的国宝完好无损地回到南京。然而此时内战已经爆发，这批文物回不到北平了。1948年12月，国民政府开始策划文物迁台。

    5522箱顶级国宝被运到了台湾

    1948年12月21日，712箱文物在南京下关码头登上“中鼎号”军舰，准备前往台湾。庄尚严夫妇带着四个儿子一起上了船。

    “中鼎号”靠岸的消息不胫而走，船刚停稳，国民党海军司令部的官兵家属就一拥而上，把船占得满满的。杭立武立刻给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打电话。桂永清赶到码头，登上“中鼎号”，劝大家说，箱子里都是国宝，急需运走，后面还会有船送大家走。终于，人们相互搀扶着下了船。

     1948年12月22日清晨，“中鼎号”起航驶往台湾岛的基隆港。这712箱文物来自五个机构的顶级国宝，其中包括故宫博物院的皇家收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安阳殷墟出土文物、中央图书馆的宋元古籍以及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大批珍贵文物。此外，60箱重要的外交档案和国际条约文本也随船前往，这里面就有那份著名的《南京条约》。

    庄灵和三个哥哥就睡在文物的箱子上，“文物一箱一箱摞起来，然后用绳子固定，上面包了油布。我们有梯子，爬到上面去，睡在箱子上。”

    1月28日，第三批国宝1248箱登上“昆仑舰”。正当副舰长禇廉方准备下令起航时，杭立武又派人送来四只大箱子。这四个箱子里装的是抗战胜利后从日本追讨回来的文物，是汪精卫送给日本天皇的礼物，其中最有名的是一副木镂雕镶翠玉屏风。船已经超载，禇廉方下令将官兵寝室内的办公桌椅全部拆除，硬将这四箱文物搬上了船。

    “昆仑号”这一次运走1248箱国宝，其中有蜚声海内外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

     船刚刚驶出长江口，中央博物院的押运人员索予明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昆仑舰”的船头悄悄地转向了北方，北方是解放区。“舰长可能想‘靠拢’，到共军那边去。但那个副舰长很有办法，他控制得很稳定。”计划起义的舰长最终没能成功，“昆仑舰”依然向基隆方向驶去。

     时隔60年，90岁的亲历者索予明第一次亲口证实这一事件。胡骁说，他五次与《台北故宫》摄制组赴台采访，每次都给索予明电话，直到最后一次老人才同意讲述往事。

    从1948年12月21日到1949年2月22日的64天里，南京下关到基隆港这条水道上，总共有6个机构的5522箱顶级国宝被运到了台湾。

    扔掉20多两黄金，换张大千78幅画上飞机

    38箱文物，建起了台湾历史博物馆

    最后一批迁台文物是1949年国民党从成都空运的河南博物馆文物。11月，身在重庆的杭立武接到了来自蒋介石的严令，不惜一切代价将河南博物馆存放在重庆的69箱古物抢运台湾。

     河南博物馆被专家誉为仅次于故宫的博物馆，存有包括甲骨文、青铜器、汉简等价值非常高的文物。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专门调拨两驾飞机，杭立武从69箱文物中精选了38箱装上飞机。文物离开的第二天，解放军就占领了机场。到台湾后，就以这38箱文物为基础成立了台湾历史博物馆。

     1949年12月9日的成都新津机场，国民党政权撤离大陆的最后一批飞机中，有一辆专机上有五个高层官员。包括“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副院长”朱家骅、“政务委员”陈立夫、“秘书长”贾景德以及刚刚升任“教育部长”的杭立武。因为纸币严重贬值，薪水发金条，所以阎锡山带了很多金条。

    正当飞机要起飞时，张大千带着78张画赶到了机场，要求上飞机。杭纪东说:“张大千跟我父亲说，他带的画是在敦煌临摹的，非常宝贵。大家说已经超重了，你还要再来。我先父说只有一个办法，我这里有20多两黄金是我的积蓄，你觉得你的画如此重要，那我宁愿把我的20多两黄金丢下来，我就帮你运画。”

    杭立武卸下三件行李和黄金，不过他提出一个条件:张大千手中的画将来必须捐给故宫博物院。张大千一口答应，并立下字据。到台湾后，张大千又将这些敦煌临摹壁画借到印度、巴西展览，1969年他兑现承诺，把这批画捐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

    “历史本身就特别有戏剧性，不用加工。”胡骁说，《台北故宫》的每一集都由文物、人和历史组成，每一集都像一出戏剧。“比如梁廷炜一家五代都在故宫工作。上两代人是清宫画师。爷爷梁廷炜在台北故宫工作，儿子和孙子在北京故宫工作。爷爷1948年把文渊阁代四库全书带到了台湾，他的孙子梁金生现仍在北京故宫工作，每天上班都要从文渊阁门口过，而书去楼空。”

    60年前，当这些人来到台湾时，都以为只是短暂停留。高仁俊到台湾的时候只带了一身衣服，索予明还没来得及安顿好老母亲就上了船，那志良到台湾后劝说大家不要买木质家具，以免回北京时扔了可惜。梁廷炜跟儿子梁匡忠在下关码头告别时，以为过几天就在台湾见了，然而从此就音信杳然。

     在北沟，只要是故宫的人，就可赊账

    1949年，文物抵台后开始转运台中。杭立武做过调查，台南太热，气候温和又干燥的只有台中，适合文物保存。开始运到台中糖厂，但糖厂烟囱日夜冒烟环境不好，1951年即搬到台中县雾峰乡集峰村北沟。

    “北沟这地方干燥，而且当时出于战备的考虑，觉得山里比较安全。文物在这里一放就是15年。”胡骁说，2007年《台北故宫》摄制组到北沟拍摄现场，原来的库房已经在台湾9·21大地震中被夷为平地，只剩下一片荒烟蔓草。

    1951年，国民党政府向北沟一个姓林的农民买下一片三万平方米的田地，花了四万台币。在这里盖了三排库房存放文物。来自故宫、中央研究院、中央图书馆、中央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就在附近盖起简陋的房子住了下来。过了一段清苦但自在的日子。

    索予明回忆说，当年在北沟上班很好玩，有外国专家从台中来找他和李宁成。看到他们每人搬了一把躺椅坐在树下，一人拿着一本书，穿着拖鞋，打着赤脚。“他问我们今天是放假吗？我说，没有，我们在上班啊。”

    当地民风淳朴，他们到雾峰镇上买东西，百姓叫他们“北沟故宫的”。买东西钱不够，只要说是故宫的都可以赊账，下次再给。

    国宝在北沟，自然有人要来看。高仁俊回忆说，很多人尤其是大官们要来看，就在库房旁边拿着板子临时搭一个办公室给他们看。“但是很烦，因为经常有人来，所以就临时盖了一间陈列室。”1957年建了一个陈列室，只有600平方米。蒋介石、宋美龄、张大千等人都先后来参观。一次蒋介石参观文物时听说专家们生活拮据，当即批文增拨五万元作为补贴，每人可分得200元。

    “北沟那十几年是特别辉煌的。尽管条件艰苦，但做的工作特别多，包括研究整理保护和展览。出来很多研究专著，比如那志良的《玉器通释》。还有1961年赴美展览，把整个美国给轰动了。”胡骁说，展览后李林灿曾写了一句话:过去美国人认为东方文化的中心在日本，这次展览之后他们觉得中心在中国。

    李林灿之子李在中说，父亲曾经记录了这样一件事。1961年在美国展出时，曾经主持1936年伦敦中国艺术展览的英国爵士大卫德也赶到美国。“他非常喜欢瓷器，在第一站华盛顿他想摸汝窑的东西。但是这个绝对不可以摸。三个月后在纽约展览的时候他又来了，很伤脑筋，但还是不能摸，只能让他近距离地看一下。还有很多人想用某个杯子喝一杯酒，那都是不行的。故宫建立了一套非常严谨的典藏制度。”

    就是这次展览，使美国决定资助台湾建立一个大博物馆来存放这些国宝。196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在台北郊外建成。辗转漂泊30多年的文物终于安顿了。

    做考古，就不能再搞收藏了

    1949年2月，倔强的李光漠只身从台湾回到上海，继续他在同济大学的学业。父亲李济当时正在台湾主持一次考古会议，没有去码头送行。他们都没有想到，父子从此再没有见面。

    李济，“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1924年主持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河南安阳殷墟发掘。抗战胜利后，1946年李济飞赴日本追讨国宝，并达成了日本人1937年以后从中国劫掠的文物都需归还的协议。

    1948年，李济作为第一船文物迁台的负责人，随船到了台湾。他唯一的儿子李光漠执意回到了上海。

    李光漠说，直到西安半坡遗址的报告出来以后，父亲李济才觉得大陆确实工作做得不错。1958年，大陆学者对安阳及周边进行全面发掘，发现龙山文化、仰韶文化等遗迹，取得重大进展。著名学者许倬云和张光直都是李济的学生。许倬云认为，与安阳隔绝的李济此时是非常烦闷的，“对他来说这是非常难过的事情，他不能参与后来的安阳发掘，与大陆又信息隔绝。”很多时候，李济都要通过在美国的学生帮他搜集大陆发掘的消息和资料。

    台北故宫的人回忆，李济晚年常常一人乘坐公共汽车，到故宫二楼的青铜器展厅细细地看那些他当年发掘的国宝，为他的安阳发掘报告核实细节。因为身体不好，有时他要倚着铁架。

     “从我父亲进考古所之前就已经立下一条规矩，就是做我们这一行的自己不要收藏古物。”李光漠说，李济在山西第一次做考古发掘的时候，就和袁复礼商定了这一条。胡骁说，因为李济开创的这个传统，至今台北故宫的专家没有人搞私人收藏。

台北故宫邀请方文山讲《兰亭集序》

谈文物，也谈这六十年的社会民生

胡骁深深地着迷于这段文物迁台历史。2000年前后，身为《光明日报》记者的胡骁准备写一个关于故宫文物迁台的报告文学，却发现资料怎么也找不完整。至于文物实物更是毫无机会看到。“那时我以为这辈子都不可能看到了。”直到2003年他进入九洲音像出版公司才第一次有机会到了台北故宫。“看到台湾的父母带着孩子，一家人去看。还遇到几十个日本小学生，坐在地上穿着统一校服。老师就在那里讲解，小孩很专注，不断提问。那时候就觉得，日本、韩国、欧美的小孩都能去看，唯独没有大陆的。这对中国文化的传承是个非常大的遗憾。”

另一个促因是当时“台独”势力的甚嚣尘上。2005年前后台独势力为了斩断台湾文化与大陆文化的联系，一些台北故宫藏品被刻意改掉介绍文字，隐去原地和年代，淡化与大陆的联系，冠以“亚洲艺术品”的模糊标签。“无论有哪些人想隔断台湾在文化上与大陆的联系，但是有台北故宫的存在，这种联系就隔不断。”杜大宁说。2006年初，九洲音像公司开始筹划拍摄台北故宫纪录片。

周兵是纪录片《故宫》的总导演，也是文物迷，极喜书法、绘画和玉器，是第一批逛北京潘家园文物市场的人。在拍《故宫》时，他就曾经想拍几帧台北故宫的镜头。“太难了，联系了很久都被拒绝。”2006年初，当胡骁打电话给周兵，问他是否有兴趣拍摄《台北故宫》时，“我喜出望外，但还是不敢相信。”

此后《台北故宫》摄制组两年中五次赴台采访。采访的对象达60多人，包括当年文物迁台的亲历者和家人学生；台北故宫和台湾历史博物馆的专家；以及许倬云、林怀民、余光中等一大批台湾文化人。

周兵说，拍这个纪录片最大的遗憾是未能进入台北故宫内去拍摄文物。因为这些国宝文物太过珍贵和易损，要拍其中每一件都需要向管理者层层申请和协商，十年也不见得能拍完。

幸亏在上世纪90年代，台北故宫用高清技术拍摄了一批非常完整的故宫文物影像资料。杜大宁说，即使获取这批资料也费了非常大的功夫。2006年12月底的一个早晨，天下着大雪，一行人到北京十八里店的海关去迎回了从台北故宫运过来的影像资料。

“《故宫》是比较严肃的，在拍《台北故宫》时我希望亲切自然。强调新闻性，更朴实更生活化。”周兵特别强调一些有生活质感的细节，他在片中穿插了台湾六十年中点滴的社会民生。比如1948年，当时台湾老百姓最关心的是缺电和粮食紧张问题，1999年台湾大地震的记忆等等。

“周兵的创作思路很敏锐。他定的调子就是活泼亲民，平易近人。为这个我们一度很争执。”胡骁说，他写稿书面语很强，后来被迫与本片风格妥协，竟然也感觉不错。

台北故宫，请周杰伦桂纶镁来谈

2008年11月，台湾媒体的一条新闻是《方文山故宫开讲兰亭集序》。因为方文山在周杰伦新专辑中创作新歌《兰亭序》，台北故宫特别邀请他讲《兰亭集序》。新闻中说“吸引了许多崇拜他歌词天赋的民众前来，更有学生包游览车一同前往聆听。”方文山当场号召群众踊跃欣赏《晋唐法书名迹展》。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设宴请方文山，并表示，“希望藉由这个议题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进入台北故宫，观看中华文化的丰富宝藏。”

“台北故宫的民众教育做得非常好，特别亲切。解说词讲解员都很年轻化。在里面没有压力，就像是逛商场，看一件件你喜欢的东西。”胡骁感慨说，每个台湾人从上幼儿园开始，到小学、中学，学校都会定期组织去台北故宫参观。故宫专家还会带复制的文物到监狱去给犯人讲解。数字化高清扫描的文物，青年人可以在网上收藏。台北故宫甚至邀请世界著名品牌，将故宫文物作品的局部印到名牌丝巾、皮包上面。“它们不断告诉年轻人，历史和现实是不可分的。”

台北故宫还融入台湾的现代艺术，台湾音乐人林强用电子音乐和闽南语来演绎黄庭坚的《花气熏人帖》。著名的现代舞大家林怀民则从宋元书法中获得灵感，创作了《行草》三部曲。林怀民说:“在故宫看了这些大师们的作品，你真的感到那些情感透过时空，打动我们的内心。像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怀素的《自序帖》，这些东西慢慢地累积出一些感觉，觉得书法完全像在跳舞，因此就有了行草三部曲。很多人写信来说，看了舞蹈以后他们重新把毛笔拿起来了。”

为了配合这种亲民性，《台北故宫》甚至采访了周杰伦和桂纶镁。负责采访周杰伦的编导周澜说:“他们非常能代表时下年青一代人的状态———对传统文化有好感，但苦无机会或者适当的渠道走近。”周杰伦谈了自己对“青花瓷”的理解。桂纶镁则因为拍电影《经过》对故宫产生了很深的感情。

小虫受邀创作了《台北故宫》的主题曲《爱·延续》。由纪晓君演唱配上水墨风格的片头画面，让很多观众惊艳。小虫说，纪晓君演唱的时候正怀孕。“她和我说，肚子大所以没法用丹田，唱出来可能怕我不满意。我突然间搭上一条线，我觉得故宫留下来的东西代代相传，每一代人都能感受到我们先人所留下的感情。我就跟她说你用最温暖的感觉唱给你的宝宝听，说妈妈很爱你，这个爱能够延续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