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具有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地位，故而儒家文化对玉文化的影响力最为深远和巨大。在殷商时期，玉的道德化、宗教化、政治化过程业已初步完成，和田玉成为道德、习俗、神灵、权力和财富的象征物。在道德方面，儒家学派为进一步宣传他们的学说，需要用一些物质的载体，故而总结了殷商时代开始使用和田玉的经验，尤其注意到统治阶层喜爱和田玉的感性经验，用儒家的道德观念去比附于和田玉物理性质的各种特征，进行从物质到精神、感性到理性的理论创造，赋予玉以德行，即所谓玉德；“十一德”、“五德”之说。《礼记》中孔子赋予玉“十一德”，即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此十一德，实乃儒家道德规范的大全。其相对应的是和田玉的物质属性，如温润而泽、缜密而粟、清越以长等。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提出玉有五德，“玉，石之美者，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实际上指的是玉的色泽、纹理、质地、硬度、韧性五个特性。

　　因此，有关玉德的儒家学说，均以和田玉为依据，并始终以和田玉为尊，为正宗。和田玉因此成为君子德行操守的化身和社会道德的象征物。君子比德于玉”。“言念君子，温润如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同时，在宗教方面用玉制作礼仪祭祀之器，成为沟通世俗人间与祖先神灵的法物。在政治方面严格规定从天子到各级官吏的用玉要求，《周礼》中规定，“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圭，男执蒲壁。”这一切，为人们尊玉、崇玉、爱玉、敬玉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柱，并直接影响到民间的广大基层群众视玉为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最高标准，以及美的参照物，这可从成语中窥见一斑，如，锦衣玉食、金玉满堂、琼楼玉宇、亭亭玉立、玉洁冰清等。

    在中国文明及历史的进程中，长期以来儒、释、道三教并立。除儒教以外，其它两种宗教中的文化因素也加入了玉文化的建设和营造过程中。道教以玉为灵物，视为神药，葛洪《抱朴子·仙药篇》中，“玉亦仙药，但难求耳”，《玉经》日：“服玉者，寿如玉也”，期望“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佛教对玉文化亦产生了重要影响，《法华经》更将玉列为“七宝”之一。从传统玉器中的观音、佛摆件、小而精的挂件、如意等手把件到数量众多的博物馆馆藏珍品，佛教文化和佛教题材成为玉器产品系列中一个重要的表现主题。

    在这里需要强调一点，中国佛教文化不但在玉器作品上与和田玉发生着物质联系，更从历史沿革上与和田玉的产地和田地区发生着一定的精神联系。因为在历史上，于田一度曾是大乘佛教的中心，在中国中源地区传播的佛教，并不是直接从印度传入的，而是通过西域主要是于阗为中介。汉语中“和尚”一词借自于田语，“沙门”一词则借自龟兹语。由此可见中国佛教文化与和田玉通过物质产品和精神渊源的结缘，达成了一种冥冥中天赐的文化姻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