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田玉是指产于昆仑山的透闪石玉，亦可专指出产于今和田市白玉河的子玉。本人所言和田玉系兼指广、狭两种和田玉。和田玉古称“禹氏之玉”（管子.轻重）、“昆山之玉”（李斯.《谏逐客书》；《吕氏春秋.重己篇》；《史记.赵世家》）。至清，改于阗为和田，始称“和田玉”，迄今仍沿用之。

　　和田玉出自我国西北，是我国古今众多玉中的一种，它与我国东北、东南之古玉一起培育了中华民族爱玉、崇玉、礼玉、赏玉、玩玉、藏玉并视玉为命根子的传统观念。它既是中华文明的奠基石之一，又成为民族发展强大、团结自立的凝聚力。也就是说，玉已不仅是一种稀有的珍贵宝玉而被人们开发利用、美化生活、陶冶性情，同时它又富有根深蒂固的历史文化的传统基因，在铸造中华魂的历史过程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由此可知，和田玉已不是什么单纯的稀少矿物组成的石头，而是我国万年玉器史的文化结晶。

　　一、和田玉是我国众多玉材之精英

　　中国玉被西方称为Nephrite，地质界译为“软玉”，而我国习惯于在名称之前冠以产地加以区别，如和田玉、岫岩玉、祁连玉、格尔木玉等等。虽然Nephrite和玉的对应关系可以成立，早已被学术界所认同，但与我国传统玉概念并不相符。

　　我国玉概念均为矿物与文化的二元组合。东汉许慎规范“玉”字时指明为“玉，石之美有五德者”，石之美是其物质属性，而有五德则是文化概涵。当然，玉的文化属性不仅只有“德”，还应有“神”、“瑞”等原始基因，这一点许慎是熟知的，但是字书与其他形式的著述不同，不能面面俱到，所以，他针对汉代最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道德问题，在诠释“玉”字时紧紧抓住“德”而舍弃了“神”、“瑞”等在汉代已不成问题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因素。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凡是研究玉的科学工作者绝不能将矿物学的Nephrite与“玉”划上等号。

　　如果将我国东部地区珣玗琪和瑶琨这两个玉种与和田玉相比较，前者在被启用之早、神瑞功能之高等方面远远超过球琳（和田玉），那么古人却为何在筛选过程中终于接受了和田玉而放弃了珣玗琪和瑶琨？从古文献中可以找到和田玉在质色、音域及韧性等三个方面确实具有独到的优越性和相关论述，它的这些物理性能不容置疑地大大超越了珣玗琪和瑶琨 这二种古老玉料。

　　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主编《中国玉器全集》撰写前言时已正式提出 ：“和田角闪石玉是我国玉材的精英”这一论点，关于这一点，我仅凭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积46年观赏摩挲和田玉器的经验便足以做出肯定的回答。但是我并不满足这种经验之谈，反之，非常想得到矿物学界的科学解释。这个问题终于在1994年出版的《中华和阗玉》这部专著中得到明确的解答。该书写道：“它的成因、品种在世界软玉中居独特地位，具有典型意义。世界软玉品种单一，且多为碧玉，而和田玉品种多，有世界罕见的白玉，玉质居世界软玉之冠。世界软玉矿床大多为蛇纹石岩型，与超基性岩有关，而和田玉矿床为非蛇纹石岩型，其成因不是区域变质而形成，而是典型的接触交代形成，这些在世界上都是非常独特的”。上述结论与我们长期观察摩挲和田玉的感觉和经验相符，是完全令人信服的。可以肯定，和田玉是众多玉材之精英的论断是有科学证据的。

　　二、和田玉玉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古老奠基石之一

　　中华文明大厦建立于史前文化的深厚基础和肥沃土壤之上，史前文化代表性的器物即西部的彩陶和东部的玉器，由于其长达数千年的发展，由工具功能性玉器上升为礼仪文化性玉器，有着博大精深的内涵。从这一角度看，我们对彩陶、玉器的真正功能及涵义的了解尚处在极其浅薄的层面，仅从考古学角度要求，对其诠释每每是难得要领，不能令人心悦诚服。如若想了解彩陶及玉器的社会功能，必须做多层次的还原工作，追溯到远古时代的人最基本的生理活动和生物本能，尤其食与性的两种机能和两大欲望，对人、人群、家庭、社会的影响至深至广。

　　随着人类思维能力的提高，将食与性做了化妆和包装处理，美化或神话了人类食与性的两大纯动物性机能，使其穿上了各种款式的华丽外衣，与其本来面貌相距甚远，而模糊人们的视觉及思维甄别能力。

　　尤其在时隔数千年的今天，过去对这两种根本机能加以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令人有如雾里看花，是非难辨，加之文献记载得不完善，客观上误导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这是我们很难接近远古生活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所见的兴隆洼、查海、红山、河姆渡、马家滨、崧泽、良渚、大地湾以及齐家等玉文化全系经过包装了的文化现象，距离原始状态已甚遥远，今人几乎不能辨识。在那时也都是巫觋手中的神器及其卜词或咒语等契刻符号，只有掌握祭祀特权的巫觋才能解释，广大的社会成员只有听命任意摆布，并尽虔诚祈祷的义务。中部与西部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及其各种“图案”也同样是巫觋的专利，与广大的一般成员是无缘的。

　　上述这些我们尚不理解的事务也是中华文明大厦的深层奠基石。作为文明曙光在望时刻的齐家玉文化，其所用玉料大多为球琳（和田玉），它承前启后、兼收并蓄，融合东西两种玉文化传统，成为中华文明最直接、最坚实的一块奠基石。可以这样说，中华文明是远眺中西部仰韶彩陶文化和红山、良渚玉文化，直接吸收了龙山玉文化，尤其齐家玉文化养分融合铸造而成的.

　　三、和田玉造就了东西交流的第一条动脉——玉石之路

　　和田玉矿藏是客观存在的天然矿物，也是地质运动的产物。首先发现并采集加以利用的是矿点附近的远古人群，他们在长期的打制石器过程中了解了和田玉的功能及其质色上的美，并取得共识。有了初步商品交易意识之后，方可向外地推广。这些共识和交换行为均发生在距今6000年至4000年之间。

　　据悉，和田玉于新石器时代已传至西亚，向东已传至仰韶文化地区。据笔者所见，最早的和田玉玉器乃是玉斧，不下40柄，均出于古楼兰遗址，有白玉、青白玉、青玉等，据目验，大多取自阿尔金山或和田。较多地使用和田玉的史前文化部落只有齐家文化所属者。1998年，笔者赴甘肃、青海、宁夏认定一级文物时始见大批齐家文化的琮、璧、环、瑗、圈、墴等和田玉玉器，方知齐家玉文化在玉料上的优势。

　　稍晚者则是河南省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白玉柄形器，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一批和田玉玉器。此后，中央政权帝王无不以和田玉琢碾瑞信、祭祀、陈设、文具等玉器。新疆人经常从和田运出大量的玉料进贡朝廷，其数量之大是难以估计的，仅以有档案可查者为例，从乾隆二十五年至嘉庆十七年（1760－1812年）的53年期间，共进贡和田玉约二十余万斤，在当时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在此提供一个例证：笔者2001年在巴林右旗博物馆看到采自该旗宝日勿苏镇干河床的一块子玉，经考，初步认定其为于阗向辽进贡之子玉。当然，这个看法根据并不充分，需要重新研究，但有一点不必怀疑，它确实是和田子玉。

　　这一条从和田到中原王朝首都的运输玉料之路如从夏代算起已有不少于4000年的历史，如以检看史前遗址所出和田玉的资料判断，还要向前推进一、二千年。由此可知，和田玉向中原输出的时间大约有5000－6000年之久。通检全球商业交通线路，如罗马大道、马雅小路，其启用之早和使用之久均不能与和田玉运输线相比较。过去，我们不约而同地将和田玉运输线路称作“玉石之路”。这一条玉石之路堪称我国和世界上最早一条沟通东西方政治、文化及商贸的运输线，也是距离最长、使用时间最久的陆路交通大动脉，虽然一度被“丝绸之路”淹没而被人们遗忘，但它在玉文化史上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值得我们探索。

　　四、和田玉是我国帝王玉之中流砥柱

　　长达6000年的史前玉文化分区存在、互有碰撞、略有交融，并不可能出现统一的玉文化，更不可能冒出什么统一的帝王玉。那时，和田玉只不过是晚出的称雄西北的一支地方玉而已。到了夏代，出现了第一个统一的中央王国之后，玉文化的形势亦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出现了统一的玉文化，或与地方玉文化暂时并存、对峙。

　　从夏代开始到周简称为“三代”，在我国历史上出现了以王为最高统治者的新时代，其家庭称为王室，王及王室占有来自全国的玉料或玉器，此中一个不可忽视的趋势是和田玉在王室玉器中所占比例日益增长，妇好墓出土玉器即是例证。该墓究竟有多少和田玉器，谁也说不清楚，笔者虽然看过数次，但每次所看数量不多，自以为远远没有看完。根据过去的印象，可以这样讲：凡属王室玉器者其中不少是用和田玉琢制的。周王室玉器中究竟有多少和田玉玉器也是一个谜。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称为始皇帝，从此中国出现了帝王玉。帝王玉取自和田，于是和田玉称为帝王玉的中流砥柱，支撑其发展演变长达二千余年，其他地方玉料在帝王心目中是毫无地位的。

　　清朝是帝王玉发展的最后一个顶峰，其鼎盛期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至嘉庆十七年（1812年）的53年间。1911年随着清皇室逊位，为帝王封建王朝服务堪称典范的帝王玉至此伴随着清王朝一起宣告覆灭。“酋邦玉”、“王室玉”、“帝王玉”有着长达4000余年的历史，所用玉料主要来自和田，其他地方玉在朝廷中不被视为“真玉”，也就是非真玉。真玉即和田玉，而非真玉仅可作为真玉的代用品被用于祭祀或殓葬。
　　最为重要的是，和田玉的“比德”及其艺术成就都出现于其作为帝王玉的这4000年当中。

　　五、和田玉不愧为中国艺术的光辉典范

　　中国玉器是国粹，而和田玉玉器则是国粹中的艺术楷模和光辉典范。和田玉玉器最早见于齐家文化，亦以璧、琮为其代表性器型。

　　众所周知，璧、琮是良渚文化玉器文化的代表性器型，当其由东南移植至西北之齐家文化区域之后，又在黄土高原生根结果，而齐家文化玉璧、玉琮均出自文化但又有变化。然而这并不能排除齐家文化的璧、琮的模拟性、类似性，说明它还未真正进入具有鲜明时代个性特点的独立发展的阶段。

　　进入文明时代的夏王朝，和田玉玉器独立发展的苗头已经显示出来，这就是白玉柄形器，不论其玉料还是形饰都足以充当艺术典范。殷王朝玉大量出土于妇好墓，堪称艺术典范的就有十几件。进入秦汉，和田玉已成为帝王玉的主流玉材。通观和田玉在我国文化艺术长河中的发展历程，显然它是走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道路。约略而言，和田玉玉器的艺术道路大体经历了4个时期。

　　1、模拟的远古和田玉玉器（新石器时代：公元前4000－公元前2000年）

　　模拟是指模仿原型达到拟似效果而言，以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玉器和齐家文化玉器为代表。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玉器除了和田玉之外还使用鸳鸯玉。和田玉玉器均为小件仿石斧佩件，鸳鸯玉仅见“T”字形发笄。齐家文化玉器以琮、璧为主，此外还有斧、铲、凿、多孔刀、镯、环等等。纹饰很少见，即使有纹饰也比较简单，有着朴素、单纯的美感。

　　2、象征主义上古和田玉玉器（青铜时代：公元前2000－公元前221年）

　　象征主义是指在玉器碾琢上往往以某种既成的手法和程式来表现某种特定的挂念，其形象往往介于“似于不似之间”，并有明显的可识性、隐拟性，其整体艺术效果带有浓郁的装饰趣味，而其造型与纹饰有着较大的随意性，且与现实生活中的形象有着相当大的距离。以妇好墓出土玉人、玉象、玉虎为代表。战国时代七雄争霸，以僭越为能事，帝王玉器碾琢投入至钜，并进一步与现实形象靠拢，在形象局部处理上有了微弱的真实感。

　　3、现实主义的中古时代玉器（秦至元：公元前221年－－公元1368年）

中国的艺术领域中很少有纯现实主义作品，往往是由象征主义土壤上成长起来的具浪漫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在玉器艺术上尤为如是。这种和田玉玉器至西汉初中期以广州南越王墓、徐州狮子山楚王墓、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等出土玉器为代表，尤以滚螭的气韵和动态令人叹为观止。唐玉以量感神似取胜，宋玉以形神兼备的画意见长。此期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各地的政权和少数民族边疆政权的和田玉玉器无不以其继承唐宋和田玉器艺术家风格来表现其民族岁月风貌而别具一格。元代是现实主义和田玉器的殿军，仍闪烁其艺术光辉。

　　4、拟古主义的近古和田玉玉器（明清：公元1369－1911年）

　　明清两代仅有543年，在历史上不过弹指一挥间，因其政治上崇古、唯我独尊，缺乏进取心和与时俱进的正确思想，引导和田玉玉器走向一条反现实主义的拟古主义的艺术道路。它的特点是：古色古香，文人气质，装饰美，工艺美，沁色美，残缺美。以上6个特点都比较突出反映在此期和田玉玉器作品中。和田玉玉器最后的光彩一页是乾隆二十五年至六十年（1760年－1795年），以宫廷玉器为龙头，带动了苏州、扬州、杭州、南京以及北京等地玉肆有了长足的发展。其代表性作品为白玉鸡心佩、镂空螭凤、牡丹花熏、黄玉兽耳方壶、大禹治水图等等。和田玉玉贡停止于道光元年，于是内廷琢玉也滑向低谷，最后于清廷1911年交出政权、清朝覆灭的同时，和田玉的帝王王位也随之消失。

　　和田玉为我国历史悠久的玉文化的持续发展和不断提高提供了大量的优美玉料，如果没有和田玉提供优质玉料，尤其是白玉、羊脂白玉的话，那么，中国玉文化面貌将不会是我们今天所见的倩美典雅、光辉耀目的模样。但是又不能不坦率地说明，和田玉玉文化的中心却在中原、在东部、在帝王家。这就是和田玉玉文化的铁一般的史实。

杨伯达：
生于旅顺市，1948年华北大学美术系毕业。曾任故宫博物院副理事长，北院副院长、北京大学考古系玉器硕士研究生导师。
现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室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玉器研究会会长、中国宝玉石协会顾问、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荣誉顾问、香港徐氏艺术馆顾问、新加坡收藏家学会海外高级顾问、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前中华文物馆客卿顾问、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会员、玻璃委员会会员。
其著述以资料详尽，考证严谨，立论科学而著称于国内外学术界。近几年根据需要将研究重点转移至古代玉器、玉文化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发表数十篇论文，是当今中国古玉研究的著名学者。
代表著作：
《故宫博物院》 （与美国翁万戈合著，已出英、德、意语版）
《古玉考》 1992年香港《徐氏艺术基金会》出版
《中国工艺美术史》（与田自秉合著） 1992年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
《古玉史论》 1998年紫禁城出版社出版